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经与经学作为古代正统学术,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渊薮,而哲学作为外来词汇,它与经学是交而不合的关系,所以哲学研究并不能代替经学研究。自《吴廷翰集》被整理出来至今,学界对吴廷翰哲学思想的研究逐渐成熟,但对吴廷翰文学与经学思想尤其是对经学与文学之间固有联系的探讨还处于起步阶段,鲜见于册。观吴廷翰的文学文论及经学著述,可看出二者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关联,可以说他的文学观直接来源于他的经学思想。本文围绕吴廷翰经学、散文和诗歌三方面展开,以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为主线,考察吴廷翰文学创作的成就和特色。吴廷翰早年以《大学》、《中庸》为思想启蒙,熟谙《四书五经》之意旨,后由科举入仕,因他秉持儒法,常与权佞相忤,以至于为官十数年迁谪四地,也因此身染疾病,并缠其终身。此外,明代中期,王朝已经开始走向衰落,盛世气象代之以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表现为政权内部混乱不堪、地方动乱不断等,所以这一时段,统治者对社会思想的控制趋于松弛,此反而促进了文学与学术的蓬勃发展。经学上,反宋学思潮不断推进,逐渐打破程朱学术作为官方学术一统天下的局面,并滋生出心学和考据之学等经学方向,开辟了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文学上,前后七子相继主持文坛,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在技法上重模仿、重格调等,形成一股复古之风。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成为他的经验来源,作用于他的经学与文学的实践。在经学方面,吴廷翰涉猎五经,虽著述不多,但已经可以阅读出影响他文学创作的经学理念。在具体的经学阐释中,吴廷翰明显受到了明代中期经学变动的影响,对于先贤的经解持怀疑的态度,不囿于旧说,常打破先贤的观点,通过简单的考证和逻辑推理等,陈述己见,而对于圣人著述不曾怀疑。他一方面突出了个体意识,关注人本体的生命,认为人的情欲本就是人性中之义,因此情欲也是天理的一部分,此可谓是至妙之论,换个角度看,他的这个观点在他的价值观中重新构建了对理性与感性的认识,虽然还是以道来合理化情欲,不过这已经是一次非常大的突破;另一方面,尊重道的绝对地位,直接表现就是对圣人的尊崇。吴廷翰的文学观念受他经学思想极大的影响,在散文风格上,他与当时的文坛主流并无多少出入,表现出强烈的说理性,往往通过一件事来阐明他在这件事背后所获得的感知,正是应和了他在经学上提出的通过生活体悟圣人之教的方法论。虽然他出于复古思潮之下,不过他对于“文必秦汉”的说法并不十分赞同,反对过分师法《左传》等文章,往往于散文中直接以自己的语言方式表达,也是个性化的表现。在诗歌的创作实践上,吴廷翰同样反对“诗必盛唐”的过分模拟的主张,主张性情为诗,在此主张之下,他的抒情诗代表了其最高的文学成就。在经学思想的启发下,他的诗歌表现出温柔敦厚的美,一方面感情表达十分自然、质朴、纯真,一方面又不失含蓄、中和。在以上问题的表述中,吴廷翰文学与经学的关系,是本文关注的对象,并且主要关注其经学思想主导下的文学创作及作品特征,梳理出他的文学审美偏向,揭示出吴廷翰以明代地方文学代表的身份在明代文学史上独有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