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自设立以来一直我国的刑法学界争议的热点罪名,争议的热点也一直是其“口袋化”问题。寻衅滋事罪作为刑法司法实践中的常见犯罪类型,立法缺陷和司法者恣意认定,导致其“口袋化”的问题日益凸显,阻碍法治社会的进步。因此,对寻衅滋事罪“口袋化”及其限缩路径的研究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随意抽取裁判文书网500份寻衅滋事罪的一审判决书为研究样本,了解该罪的司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应付对策,欲使寻衅滋事罪摆脱“口袋罪”的宿命。全文除引言和结论外,共分为四个部分,共3.7万字。第一部分,揭露寻衅滋事罪“口袋化”的司法现状。对样本的选择和统计进行说明,保证样本选择的客观性和代表性。通过对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司法者裁判的基本规律,探讨寻衅滋事四大类行为类型和定罪样态,以及每一种行为类型定罪的重点和疑点。最后,指出司法裁判中存在的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现象和问题,比如,流氓动机适用标准不统一,不以危害社会秩序为必要条件,四种行为类型的规范评价混乱。第二部分,分析寻衅滋事罪“口袋化”形成原因。围绕寻衅滋事罪的前身“流氓罪”以及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历程,揭露寻衅滋事罪与生俱来的“口袋罪”特性。罪状描述的模糊性和保护法益的不明确,更加表明寻衅滋事罪在现有的刑法环境中难以摆脱“口袋化”嫌疑。第三部分,阐明寻衅滋事罪“口袋化”限缩的应有立场。第一,应当坚守刑法谦抑性原则,在社会秩序维护的过程中尽量不要动用刑法,把刑事犯罪的调整范围缩到最小,真正遵循刑法作为保障法而适用的原则。第二,应当提倡刑法明确性原则,通过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让公民明确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让司法者有明确的判断标准。第三,应当坚持利益法益观,使得寻衅滋事罪保护的法益具体化,调整范围清晰化,以明确的行为和刑罚获得公众认同。第四部分,探索寻衅滋事罪“口袋化”限缩的具体路径。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共同努力。在立法上,要回归寻衅滋事罪的立法理性、规范法律条文、完善法律解释;在司法上,端正寻衅滋事罪的司法理念,把控自由裁量权,正确处理与其他罪的竞合关系,据此明确限缩寻衅滋事的边界,框定调整范畴,去其“口袋化”属性,真正发挥该罪在社会秩序维护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