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前期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民间写实的认知倾向,接受业已形成的批判传统,并未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故乡。90年代末期以来,创作主题开始转型。通观阎连科在世纪之交的四部作品,从《年月日》到《耙耧天歌》、《日光流年》,再到2004年的《受活》,阎连科始终把对生命流失的关注,对生命存在的失望,作为一种精神的指向贯穿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中。在他的这几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生存的艰难和生存的本能。作者叙述的过程中却逐渐展现出一种崇高庄严甚至阔大的东西,叙说着人类普遍的要求。阎连科对人之生存本质的关怀,不仅展现了人的生命能量的释放,个性的显现与现实的压抑,对道德的审视等,还对困惑人类的“生死”问题,投入了自己莫大的关注和思考,体现了乌托邦的精神指向。作家的生命乌托邦以苦难的命运为前提,以孱弱的民间拯救为基石,使他一直难以走出循环论的困境和乡土的粘着,尽管如此,阎连科笔下的生命乌托邦用独特的生命体验守护人类的精神家园,向我们展示了充满人性庄严的生命奇迹,并以奇崛的外部表现和内部建构在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在这个万物疯长的年代里,“用整个生命写作”的阎连科因对文学题材不合潮流的抉择和对生命意义的孜孜探索,而显得可贵。本文辩证的看待阎连科营建生命乌托邦所走过的历程,以期对中国当代文坛带来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