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既是中国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又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在诗词、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就,其人生境界和人格结构更成为世人效仿的典范。目前对于苏轼人格的研究和评价,学者大多仍从儒道释三个层面进行定位,这样的解读遵照通常的框架固然比较明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人格的自我完整性,简化了其人格的复杂性和精微性。本论文尝试从有机整体、从普遍联系的视角,将苏轼人格放在生态文明的宏阔背景中加以探讨,运用“三分法”,分别从自然层面、社会层面、精神层面对苏轼人格加以阐释。而苏轼自然率真、有机和谐、自我完善的人格结构,虽说属于前现代时期的一种生态型人格,但对于当下身处生态时代的人们的人格建构,将会提供许多有益的参考意义。在自然层面,苏轼视自然为普遍联系的有机生命体,与自然建立了平等、友好、和谐的关系。苏轼一生性好山水,对自然充满敬畏和膜拜,仁爱万物,广种草木,同情动物,把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看得与人的生命同样神圣,充满了对天地间一切生命的热爱。苏轼认为,“善”就是尊重生命存在的自然而然,故人之行善,便是在具体的存在中,最大限度地维护存在的自在性、自足性、自为性。在自然面前,人类要做到“无心”、“易简”,最大限度葆有自然万物的独立自足,在与自然相遇相成中达到“天全”的境界,与自然万物共生共荣。在社会层面,苏轼抵达了与社会、与他人和谐共处的生存境界。在社会管理层面,苏轼一直积极践行济民救世的入世精神,主张实行自然、无为、化育的仁政,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中,在“事”中完成生命个体的社会价值,同时又能超越“事”,寻求内在精神的自由和安适,在责任与自由、性情与礼法层面很好地完成了融合。在人际关系层面,苏轼更是树立了和谐共生的典范,君臣之礼、同僚之仪、朋友之信、男女之爱、手足之情、天伦之乐乃至对所有人的友善与仁爱,形成了苏轼人格中一道绚丽的光芒,温暖着世人。苏轼有着丰富而流动的精神世界,在自我圆满的同时与自然精神保持谐振,抵达天人合一的胜境。苏轼一生积极入世,却始终以“隐”的心态处世,始终保持着精神的自由;醉心于自然山水,却一生终未归隐,肩负着匡时济世的历史使命;悠游于艺术世界,却反对“留意于物”,寄情于斯却不为物役使。在永无止境的内在澄明和自我转化的过程中,苏轼圆满地完成了在自然性中生发社会性、精神性的生命历程与心灵升华,建构起融道家的“真”、儒家的“圣”与佛家的“空”于一体的全新的精神结构,超越了生命个体传统意义上的身与心、性与情、穷与达、出与入、生与死的割裂和对峙,实现了精神生态的平衡与和谐。苏轼生态型人格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当今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人与自然疏离,人与他人隔膜,人与自我分裂成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苏轼丰富、饱满的人格结构对于当代人改善自身的“内在局限”、建构新型的生态人格无疑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苏轼简朴而富足、闲逸而自适、多元而和谐的生活方式可以疗救现代人顽劣的精神病患,帮助人类寻回失落已久的天真、质朴、正直、善良,寻回人自我身心的和谐,寻回人和人之间的和谐,寻回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从而构建自然与人、物质与精神、个人与他人平衡发展的理想社会,即理想中的生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