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中国政府改变经济发展政策，推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既被许多国家看作是一种威胁也被许多国家当作是一个救世主式的发展蓝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绩，世界上没有一个同等规模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的人均国民收入先翻一番，接着又翻一番，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为达到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制定的目标，中国政府走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随着权威政策的持续运用，对外贸易的扩张，进口需求的刺激，大量外资的吸引，使得中国在进口、消费商品和消费数量等方面都有所增长。在为数不多的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组织投资的发展中国家里，中国是目前最大的接受者。因此，经济发展的策略能够决定一国的经济能否达到其发展的目标。中国今天在世界的地位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取得国际实力和经济利益之能力的榜样。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把中国看作是发展的蓝本，把中国的策略当作时可变的替代物以加强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在中国以外的地方部分或全部的成功的转化中国模式，会因一国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不同，不同的发展水平和一国为取得和维持经济增长而有效的改变自己政策和措施能力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转化结果。本文即探求中国模式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之问题。 研究1978年中国的发展模式后，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历史遗留在其中所留下的烙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一些独一无二的中国特征。在所有有可能起到重要作用的特征中，这次研究主要讨论了其中的9种。第一个特征，即1949年毛泽东主席及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以来中国历史一直存在的集权政治。完全排除民主的这段历史通过以下策略反映到经济发展上来：政治稳定；软威权主义；政治自由化落后于经济改革；内部实行一党专政以保证在经济改革的同时，政治结构稳定并在其控制中，不被废止。 第二个特征即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导致了其向资本主义学习的时候并不愿意采取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如上所述，正因为中国并无意向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转变，在其加快经济改革以及扩大私有化成分以促经经济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政治自由化改革处于落后。第三个中国(独一无二的)加速经济发展的特征是20世纪70年代三大转折事件发生的适当时机。1972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使中国从此结束了国际孤立，同时也使得美国在压力下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1976年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作为一个重大的转折，给邓小平提供了领导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改革的机会。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个重大转变是中国正式断绝其与苏联自1950年2月14日起建立的关系。由于中国拒绝接受苏联强加给他国的政策，这一关系使得这个动荡的国家形式更加恶化。以上三个重大的转折给中国提供了为取得经济发展而进行必要改革的机会。 第四个中国特征是其所保留的道德文化，该文化源于儒家思想的教义，强调家庭生计，孝敬权威。这些在中国的经济改革策略和内部的执政党统治中都有所体现，如反集权化措施的推出，中低收入者的工资逐渐上涨，农业部门的改革以给予农民更多的自主权利，以及在共产党强力控制下，大量的人积极参与到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来。 中国的庞大人口，即第五个特征，使得中国可以有效的促进内需从而使其可以专注于出口扩张而非进口替代。如此，‘中国将有能力达到并维持贸易顺差。庞大的人口又提供了大量熟练的劳动力，他们往往工作努力，勤奋，而又廉价。由于中国正推行加大经济改革，过剩的劳动力将从已经改革或者尚未进行改革的部门转移到正在进行改革的部门，因而，劳动力将得到有效的利用。又由于这是一批熟练劳动力，因此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了劳动合同，向其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海外劳动力的汇款为中国的高额储蓄和投资率作出了贡献，因此，此举也有助于中国的发展。巨大的家庭网络联络着海外华人，作为第六个特征，这一点促成了中国极高的海外直接投资率。这一点在采取软威权主义，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策来创造财富之后，显然变得可能了。采取这些政策后，海外华人不仅直接来华投资，还在信任与合作的基础上，与中国本土企业建立了经营网。此举极大地增加了国民收入，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七个中国特征即“一国两制”政策在香港、澳门和台湾(正经历成功的经济增长，但不接受大陆的领导)的实施。中国坚信经济的发展要以政治的稳定为保障，因此统一了这些地区，并使其加入到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中来，同时，为了避免政治的不稳定，中国同意这些地区在回归后仍然可以保留其自身的政治体制几十年不变。香港与澳门分别在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使其经济增长得到了加强，来自这些地方的政治危险也得到了削弱，然而，台湾问题悬而未决。 在1978年改革之前，中国经济有相当一部分未得到发展，因此，一旦实行经济改革后，这些未开发的领域如：制造业、出口行业和技术行业这些关键行业是发展的主要目标。经济改革打开了经济特区这个口子，这一项战略通过向投资者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从而保障经济援助和投资能够进入这些未开发行业。当市场得到更多开发的时候，竞争随之而起，中国经济也随时增长。 本次研究中的最后一个中国特征是国家荣誉感，人民因对国家的忠诚而团结起来。尽管国家的耻辱损害了一定的国家荣誉感，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富有和强大使其具有一种骄傲。自从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国民决心改变之前中国的落后和耻辱而所做出的努力使得国家荣誉感得到了增强。同样，由于中国深知落后就要挨打，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坚定地依靠中国共产党来保证政治的问题，一党专政，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被定义为有中国特色的。带有如此稳定的上述特征，中国基于信任制造了对投资者而言十分友好的环境，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 这些特征在经济发展策略中—一奏效，中国的改革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经济改革，中国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措施取得了本土生产、出口、投资方面的快速增长；高储蓄、高收益；以及低通胀。如上，中国在1979年到2002年中保持年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7.4％以上，自2003年起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在对中国和东亚模式详细的研究后揭示：中国的经济发展策略与那些东亚模式国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说这是东亚模式的扩展，而不是中国完全独一无二的。对中国与东亚模式中的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研究发现，所有的国家都与中国一样取得了相近的成功，只是中国的增长率更高一些。许多学者认为东亚模式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消亡了，因为它不能有效的抵抗席卷全球市场的来自外部的压力。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继续成功地运用自己的模式，也就是说，中国运用自己的特点结合东亚模式，最终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创造了中国今天巨大的成功。因此，分析使得中国超越挑战取得卓越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和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在分析了这些特征之后，本文检验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马来西亚、越南、北朝鲜和古巴这些被称作是采用了中国模式的国家，分析了他们的经济发展的过程、结果和当前的争论。 对于中国从东亚模式中选取的一些策略，本研究主要关注其中的四个，即：因为坚信政治的稳定确保经济的增长，故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保障政治的稳定；软威权主义，即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制度和独裁政治控制的结合；快速的经济改革与落后的政治自由化改革，以经济为目标进行改革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治制度的改革被推延；内部的一党专政制度，政府促进并支持私有化的发展，将其纳入经济发展中来，但执政党领导下的国家干预非常严格。分析表明，因为中国模式采取了东亚模式中的一些策略，因此可以被认为是东亚模式的延伸。然而，中国的模式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些策略不是武断采取的，而是与中国的特征进行独特的结合从而产生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中国模式所使用的策略清楚地体现着这些特征，也正式这个模式，带来了今天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在试图验证中国模式是否比东亚模式更成功的时候，进行了中国与东亚模式使用者即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的比较分析。揭示了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之前，其使用东亚模式发展经济所取得的成功与中国十分相似，而中国的成功率更高一些。在使用东亚模式的前30年中，这5个使用者都取得了8％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然而，中国至今距离30年尚缺一年，而从2003年起，其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已经超过了10％并且仍然在增长。因此，中国模式不同于东亚模式，并在追求经济持续高增长方面比东亚模式更为有效率。 中国如今在国际上的地位使其成为了发展国力以实现在国际上的力量，实现经济利益和增长的象征。很多发展中国家如今是中国为榜样，视中国的策略为经济发展的可行选择。然而，由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差别，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一个国家为了经济发展而制定有效政策的能力不同，部分或者整个中国模式能否成功转移是未知的。研究了中国发展经济的模式的特点之后，本研究测试了该模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如马来西亚、越南、朝鲜和古巴(这些国家都声称或企图采取中国模式)的适用性，分析了他们的经验、结果和存在的争议。 发展中国家的分析证实马来西亚正采用东亚的模式，越南正采用中国的模式但是它的经济增长不如中国突出，北朝鲜和古巴试探性的采用中国模式，因为它们担心与之相随的政治和社会弊端的扩大。本文研究得出：尽管中国模式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蓝本，但是它不能完全被复制，因为中国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在中国面对发展中的挑战，使中国模式成功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