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资源是人类赖以生产和生活的基本资料与劳动对象,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对土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人口持续增加与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类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不断发生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利用现象频发并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问题,这些生态问题对区域土地生态安全造成了不良影响进而引发了潜在的生态危机。在此背景下,研究区域内土地利用变化情况与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分析引发区域土地生态安全危机的相关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长沙市为例,从以下三方面开展了研究区内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生态安全评价相关研究:(1)通过解译长沙市四期(2007年、2010年、2013年、2017年)遥感影像数据获得不同时期的长沙市及各区(市、县)土地利用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土地利用规模变化、结构变化以及程度变化等进行定量探究与分析;(2)分析土地生态安全变化的影响机理,利用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构建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熵权法对各准则层子系统的评价指标赋权;(3)采用改进的逼近理想解排序法(TOPSIS)分析计算土地生态安全指数,利用CFSFDP(一种快速聚类方法)探讨了不同时期土地生态安全变化,进一步利用余弦相似性法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和土地生态安全之间的协调度。本文研究发现:(1)研究期间,从土地利用规模变化幅度来看,除了建设用地外,长沙市的耕地、林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土地均表现出面积减少的趋势;从土地利用规模变化速度来看,长沙市土地利用规模变化速度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看,信息熵值先急剧降低后逐渐提升,长沙市土地利用结构逐渐趋于更加均衡,其中,2007年-2010年的土地利用有序程度整体向好,土地利用结构较为稳定;从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来看,长沙市2007年-2017年期间的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数值偏大,长沙市的土地利用程度偏高,处于发展时期,且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2)研究期间,长沙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指数主要处于不安全、较不安全、临界安全三种生态安全等级,土地生态安全级别整体较低。从五个准则层子系统来看,研究期内长沙市驱动力系统整体呈上升趋势,土地生态安全指数在不安全和较安全等级范围内上下波动;压力系统的土地生态安全指数整体呈现逐渐降低的态势;状态系统生态安全指数大体呈上升趋势;影响系统生态安全指数除2007年-2010年下降外,其余年份整体呈上升的态势;响应系统生态安全指数总体较为稳定,主要在较不安全等级间波动,整体变化不大。(3)利用CFSFDP以及余弦相似法对长沙市各区(市、县)进行分析得知,长沙市各土地生态安全聚类的生态安全平均指数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不同聚类之间的差异持续减小,各区(市、县)土地生态安全指数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协调度值逐渐降低,协调度提升。研究发现,导致各区(市、县)土地生态安全差异逐渐变小的主要原因是生态保护、环境治理投资以及污染物处理监管力度加大。各区(市、县)土地生态安全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关联度逐渐降低则与长沙市大幅度削减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并通过推广环保教育宣传,增强公众环保意识等与土地利用变化关系较小的相关措施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