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书编撰素有私家、官方两种类型,李自成农民起义史的书写也不例外。起义爆发后,私家率先开始记录李自成农民军的活动情况。清代官方纂修《明史》过程中,也非常关注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事迹。高涨的修史热情之下,私家与官方撰成了一批李自成农民起义相关史籍。本文便以此为研究对象,展开了系统考察。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与明清鼎革的时代环境将私家李自成农民起义史编撰推向兴盛。明末至康熙十八年（1679）大量私家史籍问世。从事相关著述的作者有明末士人、遗民史家、归附清朝的官僚士人。受作者身份、学识等因素影响,私家史籍表现出不同的体例特征与撰写旨趣。根据史书性质,有关李自成农民起义的私家史籍可分为“亲历者实录”、“史家专门著述”、“其他重要史书所见相关记载”三种类型。“亲历者实录”类有李光壂《守汴日志》,叙述了其经历的三次开封战事;边大绶《虎口余生纪》,回忆了他被大顺军挟持归陕,途径河北、山西的见闻。这两部史籍对史事的还原度较高,尤其《守汴日志》是其他史籍描述汴围的重要史料来源。“史家专门著述”类有吴伟业《绥寇纪略》,此书是较早的一部始末完整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史专著;钱士馨《甲申传信录》记有详细的大顺官员、殉难明臣的名单与事迹;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记事准确,详略得当,史论部分也很有特色;彭孙贻《流寇志》中保留着大顺军与清军作战的详尽过程,清朝史官将其改写成《平寇志》,贯彻了官方的意志;郑廉《豫变纪略》关注了农民军在河南的活动情况。“其他重要史书所见相关记载”类涉及计六奇《明季北略》、谈迁《国榷》、文秉《烈皇小识》、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等史书,他们并非起义史专著,但李自成农民军事迹在这些书中占据了很大篇幅。这些史籍在史笔上各有特色,也被列入研究对象之中。官方《明史》纂修活动在顺治二年（1645）展开。由于朝廷精力不足等原因,顺治修史没有形成任何文本。康熙十八年后（1679）,官方相继纂成了万斯同、王鸿绪、武英殿、四库全书等四个版本的《明史》。各版本《李自成传》的文本差异主要集中在万斯同与王鸿绪两个稿本之间。万斯同打破旧例,在正史中设立《盗贼列传》,编撰了最早的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官方文本,《绥寇纪略》是其主要采信的史料。王鸿绪将《盗贼列传》改为《流贼列传》,专载李自成、张献忠事迹,并对万氏稿本做了体例、语句、书法、史事等方面的修改,消除了文中的遗民意识。王鸿绪的史料采信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有《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等私史,还参考了清将阿济格等人的奏报。两个稿本在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上各有所长,也各有缺陷。与此同时,受清朝官方文化政策收紧的影响,私家著述的热情被压制。武英殿本《明史·李自成传》代表了清朝对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最终看法。文化高压政策下,私人不再敢发表违背官方意志的言论,私家的著述空间被官方挤压,从此鲜有相关史籍问世。而乾隆朝后,《明史》纂修活动基本结束,标志着官方李自成农民起义史书写也告一段落。简而言之,明清时期李自成农民起义相关史籍按修史主体可分私家、官方两种类型。不同的私家史籍在表述形式、史料来源、内容重点等方面各有特色。官修《明史·李自成传》的文本也经历了万斯同、王鸿绪两个稿本的变化才定稿,显示出不同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并与私家史籍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有充分掌握这些相关史籍的特征,才能使李自成农民起义的研究更加严谨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