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慧远教团是指东晋时期,以慧远为中心而在庐山形成的一个佛教修行团体。慧远教团研究既是对已有的教团研究进行加强,也是对慧远研究的深化和进一步拓展。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凭籍有关该教团多方的文献资料,以整体的视角,尽量将慧远及其背后的教团整体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慧远教团中,以义解深明、戒行清高、禅思深入的僧人群体为核心,以好尚风流的居士群体为外围。其僧人群体则以东林寺僧团为核心,以本山僧人为主,并包括东林寺之外的其他庐山僧团及游方僧人。其居士群体则既有希图与慧远“共契嘉遁”的隐士,如刘遗民、周续之等人,亦有前来“考寻文义”的学士,如宗炳、雷次宗等人,还有善谈玄理的名士,如王凝之、殷仲堪等人。慧远以其严谨自律的大德风范统帅僧团,而以经典学术征服“学士”,以隐逸理想招徕“隐士”,以儒雅风度吸引“名士”,并注意加强与长江流域蜀郡教团、荆襄教团、东南教团和北方长安教团之间的联系,从而集合成一个强大的教团,一个以僧人为主的广大统一战线组织。慧远教团时期,是中国佛教由都市佛教开始向山林佛教转型的时期。庐山清静的自然环境、浓厚的宗教氛围、特殊的政治宗教位置以及中国隐逸文化、印度佛教禅修方式的影响是促使慧远教团选择庐山发展的因素。庐山慧远教团在中国佛教山林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慧远教团之选择山林,并不代表其脱离城市,亦不说明都市佛教的没落,但它的确表明了中国佛教对僧俗关系的一种态度。从道安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到慧远“愿檀越安稳,使彼亦无他”的中立政策,反映了中国佛教企图脱离政治,追求独立的努力。慧远虽取得沙门不敬王者之争的胜利,划定了方内、方外界限,但世俗王权的强大和中国文化中王权的至高无上地位,仍使得慧远将沙汰沙门之权(即监察僧人权)放弃,从而使得方内凌驾于方外之上,后世僧官制度之纳入世俗体系即源于此。由于戒律在佛经传译中的落后状况,促使中国僧人很早就开始根据佛法大义,结合中土实际创立僧制。考察教团中的有关戒律实践,应从中国化的僧制中得到说明,而非戒律。慧远教团所创立之僧制、“远规”已不可知,但从其所制“七日展哀”之制,以及对待昙邕、僧彻二僧之事例来看,庐山教团虽对佛教戒律汲汲以求,并在佛教戒律传译中作出巨大贡献,但在具体实践中仍以富有中国特色的僧制为教团规则。教育最能反映一个群体的宗旨、大义,亦最能代表此一群体的理想。庐山慧远教团之教育以义解、匡拯、戒行、禅思为四科,往来庐山者,“各随所习,日游其新”。他们以唱导和自学为教育主要方式,并形成了七年为期的学习年限约定。尤为重要的是,慧远僧团中公开允许僧人学习外典俗书和诗赋篇章。这说明,慧远教团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坚持僧人本位,另一方面却并未脱离本土文化土壤,并有意吸收本土文化中的有益元素。这一点与长安鸠摩罗什教团颇有异趣,两者恰代表了中国佛教发展的两个方向。庐山慧远教团积极参与当时的佛经传译活动,从庐山走出了法净、法领、宝云等西域求法僧,尤其法领之行,请来西域高僧四人及方等新经二百余部,被僧肇赞为千载之津梁,宝云亦在此过程中成长为译经高僧。慧远教团在庐山修建般若精舍,延请高僧,翻译经典,先后有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高僧在庐山译出多部经典,促进了佛教义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道流、道祖等人编辑了《魏世录目》、《吴世录目》、《晋世杂录》、《河西录目》等经录。“渭滨务逍遥之集,庐岳结般若之台”,庐山般若台因此与长安逍遥园并誉。庐山慧远教团积极兴建福业,慧远曾云：“经教所开,凡有三科：一者禅思入微,二者讽味遗典,三者兴建福业。”禅思入微是一种具体修行活动,讽味遗典则与上云佛经传译相关,至于庐山之兴建福业则学界少有关注,而以李幸玲之《庐山慧远研究》成果最著。本文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整梳理了庐山各种佛像事实,并利用李氏所不具备的实地考察和口述史料对慧远荔枝塔的现状进行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