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其处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之中密切相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已经由原先的工业化“单引擎”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引擎”转变。在尚未完全结束的金融危机和所处工业化阶段的影响下,产业结构调整压缩了劳动生产率持续高增长的空间,导致经济增长由“结构性增速”进入到“结构性减速”的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这缘于产业结构变迁是一个“创造和破坏并存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产业集聚尤其是城市集聚经济依然是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变迁。城市集聚经济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至关重要,不仅有利于市场成长和劳动生产率提升,还起到了扩大内需的作用。在十八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大战略背景下,正确把握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结构变迁演化的经济规律对于解决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演化经济学、产业融合理论、空间溢出效应三个视角对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结构变迁的演化规律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其中涵盖了静态与动态两个方法、区域和城市两个层面、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集聚和扩散两个方向的研究内容。首先,本文采用演化经济学的演化范式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共同演化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基于共同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对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共同演化的结构、内容、动力和阶段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之间的互动是一种微观、中观、宏观层级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多层级、多阶段的动态演化过程,而且不同互动层级的微观参与者在创新机制、选择机制和扩散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内生性地推动产业集聚与城市化从萌芽起步阶段向耦合发展阶段再向创新整合阶段不断地进行层级转换和阶段跃迁。通过对“义乌商圈”和“柯桥商圈”的案例分析,本文发现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共同演化既存在特殊性也存在普遍性：一方面,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共同演化的起步阶段即选择城市化主导模式还是产业集聚主导模式,来源于本地区经济基础以及产业文化和企业家精神的传承与演化；另一方面,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共同演化的过程和方向相一致：两个商圈演化的动力机制都在于专业市场与产业集群(商贸服务业和制造业集群)的良性互动,而演化的最终方向都选择通过发展城市经济(如总部经济)实现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在更高层次和更高阶段上的跃迁。其次,本文以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互动效应为理论框架,运用演化博弈论方法从企业微观层面阐述了城市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演化机制与演化路径,最后采用“义乌商圈”和“柯桥商圈”的统计数据对相关理论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在城市空间和生产要素具有稀缺性特点的基础上,制造业与服务业存在三种互动效应,分别为挤出效应、偏利效应和互惠效应。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演化博弈存在城市化主导型、产业集聚主导型和产业集聚与城市化共演型三种模式,采取何种模式取决于地区之问初始禀赋和产业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这也再次佐证了本文采用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合理性。在“义乌商圈”和“柯桥商圈”1993。2012年的统计数据基础上,本文引入共生演化模型刻画了两个商圈在未来60年中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演化路径图,发现两个商圈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互动效应,但最终两个商圈的服务业都会超过制造业,但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比重,即产业发展模式取决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初始产业结构。这从统计数据上再次验证了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演化阶段和方向。再次,本文基于2003-2011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技术从空间溢出的视角讨论了城市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变迁对劳动生产率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理距离是影响城市体系集聚与扩散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集聚效应且符合“地理学第一定律”,并且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溢出半径要显著大于服务业。这说明工业更容易受成本约束(如运输成本、土地价格等)而出现产业转移并在大、中、小城市间形成专业化分工,从而可以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产生溢出效应,而服务业更依赖于需求市场尤其是人口规模较大的中心城市,即在同一城市体系中,核心大城市的服务业对同一城市体系内其他城市的服务业具有替代作用。城市集聚经济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阶段和规模差异：城市专业化经济对东部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对进入服务化阶段的城市劳动生产率却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城市多样化经济是特大城市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来源,但其对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阻滞效应；产业结构波动化有利于城市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针对东部和西部的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对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并不适用。这意味着中国整体上仍然处于工业化阶段而非服务化阶段,而且工业内部的调整较跨产业调整更能促进城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更不是一味地“退二进三”或发展服务业。除了理性地看待产业结构高级化之外,应更多地关注同一行业内产业链的延伸和价值链的攀升对一个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意义。最后,本文采用SFA模型对中国城市经济效率进行了测度,以检验不同的产业集聚模式对于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机制,从而为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结构变迁的演化方向提供相应的证据支持,并且进一步对威廉姆森理论假说和开放性理论假说提供中国案例。研究发现：从全国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制造业集聚对地区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先正后负再正的“N”型过程,从而对威廉姆森假说进行了扩充和修正。这可以说明三点：一是中国制造业集聚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反而是“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应)和过度竞争的特征更为明显,从而压缩了制造企业的利润空间和降低了制造业集聚区的经济效率；二是生产性服务业虽然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并未与制造业形成良性互动,甚至在有些地方政府“退二进三”、“腾龙换鸟”等政策影响下,二者在有限的城市空间内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三是制造业集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虽然目前对地区经济效率有明显的阻滞效应,但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阻滞效应会消失甚至变成促进作用。从区域层面看,制造业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支持威廉姆森假说,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共同集聚对中、西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开放性假说只有在东、西部城市的制造业集聚中找到了经验证据。从外部性效应看,MAR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对中国城市地区的经济效率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而Jacobs外部性仅对东部城市的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结论不仅对东部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效果提供了证据支持,更重要的是为中、西部城市对于产业的低水平发展和同质化竞争提出了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