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南方的粮银都需通过黄运两河运往北方,以满足“官俸军食”的需要。是以,朝廷专设河官,一来保证运道的畅达,二来在突发河情时能及时止损。清代在明代河官制度的基础上,根据河道情况与漕运需求加以改革、完善,进而建立起多层次的河道管理体系。在清朝的河务体系中,管河道处于承上启下的衔接位置:上承河道总督的各项命令,再将其快速有效地转达给地方管河厅、汛,提高了河道治理的行政效率。“管河道”一职的设置起于明代,明代不仅创设了总理河道衙门作为最高一级的治河机关,还取消了历代承袭的都水监,改设为都水清吏司,归中央工部管辖,以都水司郎中、主事分驻各管河要地,称为管河都水分司。除此之外,地方上则设有管河道,在处理河务时或专或兼,为确保治河工程的顺利完成,明代逐渐形成了总河之下管河都水分司与管河道并行的局面。清入关后,承袭明代的河务治理体系,因统治阶层的民族性特征,统治者对管河都水分司的设置与职能做了调整,以加强对河道的治理和管控。然康熙时期,“司道并行”二元体系所引发的职权不明、河印不调等问题愈加严重,朝廷开始着手裁撤分司,改设管河道,并于雍正初年完成了由“司道并行”二元体系到管河道一元体系的转变,为河道治理提供了稳定有效的制度保证。清中期,管河道体系虽已确立,但因地理位置差异,职能也不尽相同。管河道遵循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有专任与兼任之分,专司河务的主要有三:永定河道、河库道、运河道,其余占大多数者是兼任管河道,是与地方州县联系较为密切的巡道,有弹压地方之责。并且,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管河道的职权范围也有所扩充。咸丰朝后,清廷在内外交困的政治环境和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中艰难支撑,与此同时,黄河改道、运河衰败,河政颓势愈加明显,河道衙门逐渐松散,管河道也走上裁改的道路。作为清代河官体系和河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管河道的演变历程,映射出清代河政自承袭前代,到调整改革,再到平稳运行,最后衰微裁改的发展历程,由此我们可以深刻把握清代的管河体制。而其专兼任的变化,反映出清代专业道与地方守巡道之间具有复杂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深化对清代道制的认知。同时,管河道设置和职能的因势、因时调整,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的河道治理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