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部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得到了完善,但边远山区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仍严重不足,农村之间的基础设施供给差异程度大,这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本文建立了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差异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并证实不同类型的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差异程度之大。依据罗尔斯提出的“最大最小福利函数”对农村个体福利水平进行衡量,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的补偿顺序,从而为推行差别原则,找出最少受惠者进行补偿提供了依据。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差异主要受供给主体影响,即供给主体影响供给差异。本文将供给主体主要分为政府、农村合作组织和村民,从政府治理行为、农村合作组织发育及参与程度、村民个体行为三个方面分析了产生差异的原因。分析发现,在不同供给主体参与的制度安排下,各供给主体参与程度与农村基础设施完善程度正相关,这为鹿寨县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模式的选择提供了论据。通过对鹿寨县农村基础设施供给差异的上述考察,本文认为,当前农村基础设施的差异程度之大,可以从供给主体研究其差异根源与公平路径,从而利于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公平性,缩小农村地区基础设施供给差异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