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人工智能已逐步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时代已全面到来。人工智能的拟人化行为具有深度学习与自主决策能力,能够替代人类从事高危险的工作、处理庞大的数据信息等。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带来了诸多潜在安全风险,技术进步导致人工智能犯罪对比传统犯罪形式带来了更大的刑法风险:在作为犯罪工具的场合中,会形成新的犯罪与场景,造成传统刑法中的罪名与量刑幅度没法明确适用;在作为犯罪对象的场合中,它的存储与处理的数据面临巨大风险;在超出人类的控制而产生犯罪行为的环境中,由于它实施犯罪行为的自主性与决策的不可预测性,致使在认定刑事责任的进程中会面临难以判定责任主体的难题,此类自主性与不可预测性会促使人工智能在设计、制造与使用者对人工智能管理义务提高,并造成行为和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被判定。假如放任人工智能自由发展而给予限制,必将导致更大风险。因此,怎样应对人工智能犯罪所带来的刑法风险业已成为当前刑法界首要解决的问题。要全面、系统地应对人工智能领域犯罪的刑法风险,首先应该以人工智能在犯罪中的定位为标准,把人工智能领域犯罪划分为“工具利用型”“犯罪对象型”与“人工智能失控型”三种,在剖析各种犯罪类型特征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不同犯罪类型所带来的刑法风险。在提出具体解决途径前,首先明确刑法应对的基础立场是要保持刑法的谦抑性、遵守罪刑法定的原则与恪守技术中立原则,在基础立场的前提下展开具体研究。对“工具利用型”犯罪产生的刑法风险,要有效运用拓展解释,把新型犯罪行为与场景在传统的刑法框架中给予解决;对“犯罪对象型”犯罪形成的刑法风险,要对数据存储与处理阶段的行为划分开来进行惩治;对“人工智能失控型”犯罪产生的刑法风险,要在否定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基础上,科学设置人工智能设计者、制造者与使用者的义务,并基于规范性因果关系理论来判定人工智能领域犯罪的因果关系。加强人工智能有关的刑法问题研究,不仅能够在学术上推动刑法理论的发展,还能有效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同时,加强人工智能相关的刑法问题研究也有利于在未来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维护技术创新与预防犯罪之间的平衡,对于提升国家的整体技术水平与国际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