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是奠定老舍早期文学地位的三篇小说之一,也是唯一一部外国背景下描写中国人生活的小说。老舍运用独特的幽默风格和浓郁的“京味”白话将来自中英两种文化背景的主人公之间思想和情感上的碰撞描写得淋漓尽致。老舍正是通过中国人与英国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的比较,既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深挖了民族歧视的内因,又努力探寻民族自强的希望。《二马》中体现的中西文化对比以及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深刻批判,是学者们的研究重点。其极富文化特色和内涵的语言也是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素材。《二马》以它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卓尔不群的作品。小说先后出现三种不同的英译版本：杰·詹姆斯(Jean M. James)的Ma and Son:A Novel (1980),肯尼磺和大卫·芬克尔斯坦(Kenny K. Huang&David Finkelstein)的The Two Mas(1984)以及尤利叶·吉姆逊(Julie Jimmerson)的Mr. Ma&Son:a Sojourn in London (1991)。目前,只有尤利叶·吉姆逊的译本在中国大陆有售。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吉姆逊的英译本能够畅销大陆,可见其英译质量的保证。而吉姆逊在翻译《二马》的过程中对诸多因素特别是社会文化因素的考虑对其具体翻译决策起着重要作用。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翻译现象进行合理的解释对于更好地理解译本是非常必要的。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为此提供了有利的视角。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研究在翻译理论界掀起巨大波澜。作为兴起于当时的描述翻译研究的领军人物,图里认为翻译是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活动,其社会、文化特点使之不同程度地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他将规范引入翻译研究,认为规范的作用是在相关社会文化背景下指导翻译活动,是社会文化方面对翻译的制约。图里区分了预备规范,初始规范和操作规范,并分别阐述了这三种规范。预备规范决定了原文的选择；初始规范决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总体倾向；操作规范是译者在实际翻译过程中的策略,影响着译文中语言材料的分布方式、篇章结构和文字表述。在图里看来,这三种翻译规范制约着译者在翻译过程的决策和选择。他认为这些规范可用来确定翻译行为的合适程度,调整所有限制翻译的因素,有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翻译现象。本研究试图从历史、社会及文化方面综合客观地考察图里的翻译规范是如何在尤利叶·吉姆逊的《二马》英译本中体现并操作的。吉姆逊选择翻译小说《二马》主要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她在翻译过程中倾向于译语还是原语规范?她对《二马》中的文化词汇、比喻和俗语采用了哪些具体的策略?她是如何把握译文整体风格的?针对这些问题,在认真查阅背景文献的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译本和原文的研读和对照,手动提取文本并进行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研究发现,吉姆逊对《二马》的英译确实受到并体现了三种翻译规范的制约和影响。首先,中国开放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译语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期待,以及外文出版社旨在传播中国文化的态度等因素影响了吉姆逊对小说原文《二马》的选择。其次,考虑到中国语言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吉姆逊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倾向于遵守译语规范,为译语读者呈现可接受的译本。最后,根据分类和统计,《二马》中180个文化词汇有71%采用了意译,167处比喻有71.85%采用了直译,237处俗语有97.46%采用了意译。可见吉姆逊在具体的词汇语句处理上,主要采取了归化的翻译策略。在原文风格方面,吉姆逊译本中再现了原文的倒叙手法以及场景,并通过恰当描绘和刻画充分展示了原文的人物特色,再现了原文的风格。从翻译规范的角度分析《二马》及其英译本并不是要制定规定性的原则,而是对吉姆逊的译本作出客观合理的解释,丰富现有的研究成果。此外,该研究有利于进一步证实规范理论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