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以来,学界对社会公权力现象给予了持续的关注,当前,有关社会公权力的研究及成果,主要体现于NGO研究、软法研究、社会公权力研究等。三种研究路径的比较,社会公权力研究则凸显出直奔主题的效果,有名副其实的研究空间,对推动和引导国家权力社会化,确保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对社会公权力的概念,力改直陈定义的“循规”,尝试着从临界概念之间的界限探讨中来把握社会公权力的内涵与外延。同时,通过驳论、补论、立论的方式对社会公权力的特征进行重新概括,以及拓荒性地对社会公权力进行类型化,进一步展现出社会公权力的“全貌”。社会公权力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过,通过对历史上各种典型的社会公权力现象予以梳理,为研究社会公权力的生成机制提供了素材。近现代以来,社会公权力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既反映了国家公权力的无奈之举,也隐含着“社会”主义优先于“国家”主义的先天性伦理,社会自治与国家治理之间的“逻辑结构图”清晰地勾勒出了二者分权与共治的关系。事实上,各历史阶段社会公权力状况与当时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决定与反作用循环关系”为其哲学根基,社会公权力生成的内在动力、外部限制、文化职志水到渠成地映入我们的眼帘。随着一系列“机制”问题的解决,社会公权力的生成规律及趋势最终浮出水面。社会公权力的实践证明,社会自治既是社会多元化利益的表达机制,也是国家公权力的得力助手。转型期的中国,国家公权力面对各种日益繁杂的社会事务,在很多场合下都显示出“力不从心”或“爱莫能助”。需要就是动力,经验就是证明,社会自治无疑成为国家公权力改革的理想选择。然而,中国强大的国家公权力长期对社会的深度渗入与控制(有人称之为“倒政治参与”),导致了社会的被动与萎缩。因此,中国公权力社会化改革的首要课题,就是如何培育“社会”自主管理的能力,而本文对社会公权力生成机制的研究恰恰为其提供了某种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