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GVC)现象快速崛起,全球贸易的80%由跨国公司产生。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全球经济实现增长和就业的重要推动力。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普遍进入结构调整阶段,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中国)均面临产业升级并借此带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压力。尤其是2008-2012年,中国工业总体的产业升级状况在放缓。反映升级状况的增加值率在2008年后急剧下降,2012年只有19.9%,显著低于2002-2007年间29%的平均水平。因此,研究全球价值链对一国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和程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前沿课题,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不断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世界工厂”而言,尤为重要。现有文献就全球价值链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对一国产业升级产生影响的机制有所论述,但如何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中利用该机制,明确和评估全球价值链对一国产业升级的具体影响还有待完善。特别地,全球价值链上大量中间品贸易如何在生产函数中体现,进而影响产业增加值和产业升级,这一关键问题在理论上没有解答。实证上文献集中从案例分析角度评估全球价值链对某一个或某些行业升级的影响,缺乏产业层面基于全球价值链增长模型的面板估计分析。本论文的研究将填补以上内容,就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进行理论和实证上的探索和回答。论文在干中学增长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增长模型,并对中国2002-2012年31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函数进行面板计量估计,回答了中国加入WTO以来的11年间,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工业产业升级和产业效益升级的具体影响机制和程度,为更好地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论文的研究思路是:第一,厘清一国产业升级的内涵,以及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制和影响途径。第二,论文构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以刻画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产业升级是通过提升单位产品价值和单位产出的增加值率使产业增加值得到提升的过程。产业增加值的决定机制可由生产函数来描述,所以产业升级便同经济增长模型(生产函数)连接起来,议题“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便首先转换为“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干中学的内生增长模型,中间投入和生产函数的关系以及全球价值链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影响产业升级的机理,本文设定除了内资,中间品进口和国外直接投资也将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对增加值产生影响。从而将全球价值链的这两个重要代理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更好地刻画全球价值链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渠道,在创新、知识资本和竞争力方面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企业增加值(产业升级)的过程。第三,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增长模型出发,本文推导出全球价值链对一国产业升级(增加值提升)和产业效益升级(增加值率提升)的贡献方程。第四,根据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增长模型,本文设定中国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生产方程。利用面板计量的不同估计方法,基于2002-2012年中国31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本文得到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工业产业增加值的具体影响。第五,利用以上面板估计结果、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和产业效益升级的贡献测度方程,从总体和行业层面分别测算中国工业产业升级、产业效益升级中来自全球价值链因素的贡献,并做相关分析。明确目前中国产业升级的类型及未来方向,为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论文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学术价值上通过完善内生增长理论,构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增长模型和贡献方程,从产业层面刻画全球价值链这一重大的全球化现象对产业升级的理论机制,可以推进中观经济学的发展。基于中国行业数据、理论和数据相结合的计量经济方法可以填补相关的实证分析。此外,论文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中国经济效益下滑的背景下,通过提升增加值率,而不靠提高产量来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段的迫切任务。本论文的研究能够为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做出贡献,为政府、企业等行为主体利用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提供较为可靠的参考依据。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全球价值链因素对中国产业层面的工业增加值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企业加入全球价值链,通过中间品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产业增加值的增长。实证估计表明,2002-2012年,增加值对中间品进口的弹性为0.14,意味着中间品进口增速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其他因素不变,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将上升0.14个百分点。增加值对外资的弹性为0.1,外资资本存量增速每上升1个百分点,其他因素不变,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将上升0.1个百分点。第二,全球价值链对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产业升级(增加值加快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工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于外资的促进作用。2003-2012年,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工业总体产业升级的平均贡献率是22.7%,其中来自中间品进口的贡献率为14.1个百分点,来自外资资本存量的贡献率为8.5个百分点。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贡献的62.3%来自中间品进口,剩余的37.6%来自外资。第三,全球价值链正在优化中国产业升级的动力格局。2003-2012年,中国工业升级由内资主导,但其中部分产业的升级动力正更多地转向知识和技术,全球价值链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31个工业行业中,全球价值链对11个行业升级的贡献超过了劳动力的贡献,对3个行业升级的贡献超过了内资的贡献。第四,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升级的效应在不同行业之间并不相同。相对内资存量和劳动力,中间品进口或外资存量增速越高的行业,产业升级中来自全球价值链的贡献也就越高。从规模上看,通信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最高,但由于其中间品进口、外资增速与内资、劳动力增速类似,造成2003-2012年其产业升级中来自全球价值链的贡献率只有16.6%,位列行业第17,不及工业平均水平。全球价值链对纺织业和纺织服装业升级的贡献分别只有9.7%和4.4%,大大低于工业平均水平,其中间品进口增速下滑是造成全球价值链贡献低的主要原因。第五,中国工业总体产业效益升级(增加值率增速)中来自全球价值链的拉动接近0.7个百分点,其中中间品进口贡献了-0.1个百分点,外资拉动了近0.9个百分点。全球价值链的拉动程度为劳动力拉动程度的31%,大约为内资拉动程度的14%。第六,在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对产业效益升级的效应差异较大。2003-2012年,全球价值链对纺织业、纺织服装业效益升级的拉动接近工业总体水平。而通信计算机电子制造业产业效益升级中来自全球价值链的拉动为-4.1个百分点,显著低于工业总体水平,还有不断提升的空间。其中中间品进口拖累了-5.5个百分点,外资拉动了1.4个百分点。第七,目前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的行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还需要利用全球价值链提供的空间,化升级潜力为现实。通信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最高,但2003-2012年间获取的增加值率只有18.7%(行业排名倒数第3)。同时,该增加值率平均增速为-3.3%(排名第13),增加值率还在不断下滑,产业效益升级在放缓。第八,中国产业效益升级状况在放缓。中国工业总体的增加值率2002-2007年为29%,2008年大幅下降至20.3%,之后显著下降,2012年降至19.9%。2008年、2011年经济粗放式增长现象明显,产出增加而增加值没有相应增加,造成产业增加值率也即产业效益明显放缓。从中长期看,受资源环境的约束,中国工业不能靠扩大产量而降低增加值率来维持GDP增长,这种外延式的生产扩张不可持续,不是产业升级的本意。第九,实证估计方法上,对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中国行业层面2002-2012年31个规模以上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存在显著的固定个体效应,更适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设定形式,全样本和分段样本估计都证明了这一点。论文给出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工业企业的产业升级得到了本文实证分析的支持,和相关理论吻合。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是一条可行之路。要完善全球价值链导向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比如强调中间品进口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自由化,要求高效的贸易便利化,实现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等等。不过,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节奏,要取决于中国的动态国际竞争力。第二,重视进口尤其是中间品进口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全球价值链因素中,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工业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大于外资资本存量的促进作用。中间品进口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竞争机制,有利于先进知识的扩散,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升了企业的增加值。第三,重视企业升级过程中的人力资本积累和研发投资,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更好地吸收全球价值链中上游企业溢出的知识和技术。第四,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产业需要继续升级,以提高自身效益。通信计算机电子制造业较其他行业更多地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但其增加值率不断下滑,已低于中国工业平均水平。这些均表明该产业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在全球价值链中获益少,今后要在全球价值链中继续升级,以获取更多空间和潜力来提升增加值。第五,避免产能扩张但效益下滑的粗放式产业发展。2008年以后,中国产业效益升级状况在显著放缓。中国经济在危机中和危机后需要提高增加值率,坚持走内涵式升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不是靠扩大产量来维持短期GDP的高位增长。论文的主要创新表现在:第一,理论上的创新:其一,构建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对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完善,刻画了全球价值链上大量中间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和效应,为全球价值链和产业升级在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联系做出贡献。论文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函数相关文献,提出中间品进口和外商直接投资通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同时进入生产函数。这一形式尚未在文献中出现,是本论文理论创新的关键点。其二,论文基于全球价值链增长模型,推导了全球价值链对一国产业升级(增加值提升)和产业效益升级(增加值率提升)的贡献方程。全球价值链增长模型和贡献度测算方程可以应用到不同国家和产业的实证分析中。第二,实证思路和分析上的创新:论文首先基于内生增长模型估计全球价值链对产业增长的影响,然后利用增加值率计算式测度全球价值链对产业效益升级的贡献,而不是直接利用“全球价值链影响增加值率”的机制来设定实证方程。这使本研究具有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又能有效回答实证性突出的论题。论文应用面板估计方法,以2002-2012年中国规模以上31个工业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估计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工业产业升级和产业效益升级的影响,测算中国工业增加值及增加值率变动中来自全球价值链的贡献,填补了相关的实证研究空白。第三,实证结论上的创新:实证结论明确回答了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工业产业升级的促进程度:2002-2012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对中间品进口的弹性为0.14,对外资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1;中间品进口对产业升级或效益升级的贡献率大于外资;全球价值链正在优化中国产业升级的动力格局。利用全球价值链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是一条可行之路,需要完善全球价值链导向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重视中间品进口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2003-2012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较高的行业,包括通信计算机电子制造业,其增加值率普遍低于中国工业平均水平。这些行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还需要利用全球价值链提供的空间,化升级潜力为现实。中国的产业效益升级状况在放缓,外延式依靠扩大产量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需要提高增加值率,坚持走内涵式升级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不是靠扩大产量来维持短期GDP的高位增长。实证部分原始数据的先天不足,可能拖累本文实证结论的广泛适用性。其一,中国工业统计数据仅限于规模以上部分,且关于企业规模的界定出现两次大调整。其二,论文未研究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而全球价值链中服务活动越发重要,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行业。其三,海关提供的中间品进口价格指数和资本品进口价格指数没有细分到行业,迫使本文用包含中间品、消费品和投资品在内的分行业进口价格指数来统一缩减中间品进口和外资资本存量。这很可能会降低“全球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效应”估计的准确性。不过,其他国家的类似研究可以借用本文的理论模型和实证方法。论文后续研究包括:全球价值链对生产性服务行业升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效应的国际比较;寻求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的国际最佳实践,为中国产业升级提供更好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