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它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多，大学的改革与发展问题自然在高等教育领域备受关注。然而，如果仅仅从当下的现实状况着眼，采用宏大叙事的方式对这些问题展开讨论，显然已无法满足认识的需要。引入教育叙事模式，通过讲述教育故事，在历史和文学之间探寻教育真谛。迥异于传统叙事模式的是，教育叙事是客观见诸于主观，并糅合了主体真实体验的模式，能够让人们更深入细致的理解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直以来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强势入侵之下，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基牢固的封建统治也在战争的炮火中土崩瓦解。在这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近代文人，作为社会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构造者，他们不再偏安一隅，开始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扮演新的角色。深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濡染的近代知识分子，素来注重以文载道，将天下兴亡、国家兴衰与自身密切联系在一起。在异域文明的冲击之下，他们不得不反思自身，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寻求新的社会定位，以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纵观世纪之交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近代文人关注问题的角度不同，表达方式各异，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尽一致。其中，许多人将目光投向教育，希望凭借教育促进中国的进步强大。梳理中国近代大学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近代文人在其萌芽与发展初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众多文人之中，我们选取梁启超、胡适及鲁迅作为考察对象。其中，梁启超未曾出国留学，但作为维新运动的领军人物，教育救国思潮的积极倡导者，他旅居日本多年，并游历欧美多国。在综合考察西方国家教育和转型期中国教育现实的基础上，他强调首先教育当定宗旨，培养“新民”最终实现“兴国”；为了更好发展教育，梁启超对大学教师的职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指陈大学教师必须热爱教育事业，秉承“敬业”、“好学”的精神；针对近代中国缺乏真正人才的现状，他提出大学教育要注重学生的人格教育，提出要知、情、意并重，培养“三达德”之才。胡适，作为留美派的代表人物，他深受美国大学教育的熏陶，对之推崇备至。在美国大学发展模式的影响下，他认为大学应该注重研究，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对于大学教师，他同样甚为重视。但与梁启超强调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不同，胡适更关注教师工作的外部环境的营造，强调学校要为教师创造优越的工作、生活环境，为之专心为学解除后顾之忧；近代大学是后生外发型的，它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之下产生，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受传统官本位文化的影响。有鉴于此，胡适十分强调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一方面要独立于政治，另一方面要独立于西方学术。作为文章的第三个考察对象，鲁迅，可以说是留日派的代表。虽然没有系统的教育著述，但他曾长期在大学教学和科研的一线工作。从自己的教育实践出发，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他将教育与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指出大学的首要任务在于“立人”，培养新的战士，为“立国”打好基础；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他认为要真正实现“立人”，必须打破传统教育的束缚，教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创新精神，帮助学生扩展眼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大学生长于社会边界之内，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智力器官，它的发展与社会、政治休戚相关，就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鲁迅强调大学与社会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二者联系密切，不可分割。大学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是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虽然现代大学与初创期的大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中国大学教育的开拓者之一，近代文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记录了中国的昨天,反映了他们对过渡时代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认识和思考，是他们为后代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深深影响中国的今天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