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至今,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走过了近20年的里程,由于这个潮流在创作上呈现出极为繁杂的状态,所以关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分类或分段问题的讨论一直都在持续。本文结合具体作品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番思考与总结,认为简单使用横向或纵向分类方法,都无法真正理顺其纵横交错的脉络,于是借用了“走向”的概念,并从《衣冠似雪》、《绝士》、《荆轲刺秦王》和《英雄》中发现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四种走向。文章“上篇”主要分析分别代表着这四种走向的四个小说文本,它们都取材于荆轲刺秦历史故事。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始终围绕着一条轨迹:把过去所谓的单数大写的历史,拆解成一个个由叙述人讲述的“故事”。于是这四个文本从不同视点对同一段历史的叙写就成为了“复数小写历史”和“叙述人心中历史”这一特征的最佳范例。四位作者选择的不同的故事编排方式,表现了他们在不同意识形态支配下具有不同的历史观。“下篇”从宏观角度研究这些不同历史观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对新历史小说的四种走向进行具体的阐述。“把真相还给我”,再现属于每个人的、未经“主流”和“本质”的人为选择和提炼的原生态的历史真相就成为新历史小说的第一种走向。但是由于无法逃脱意识形态的遮蔽,再加上对语言和人性本身的不信任,历史叙事处处表现出走向真相的困难,这时,新历史小说的创作就出现了两种并行的走向,分别是“把小说还给我”,追求创作的权力;“把当下还给我”,从超验的哲理层面把历史化为当代人的一场梦。然而在不断地发展中,前一种走向逐渐在整体的创作理念和模式上陷入了复制的状态,而后一种走向则在叙事和时间问题上为自己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当新历史小说由此呈现衰落并逐渐淡出评论界视野之时,《英雄》又以“大历史”之名开创了“把未来还给我”的走向。在《英雄》里,历史不再是过去的事件,也不完全是“当代史”,而更接近于有关人类未来的构想;刺秦也不再是中国的历史,更是具有全球性质的“寓言”。所以,《英雄》为评论者研究新历史小说潮流提供了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