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参与式民族志考察,以上海HEAVEN卡拉OK为入口,剖析城市娱乐空间的区隔距离、空间治理和生产循环。一方面记录我在HEAVEN所看到、听到的人和事,一方面讲述我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因此文中称“我”,将“我”放入研究的对象和现象之中,借助HEAVEN卡拉OK会所这个个案,力图打破二元对立的简单思维模式,发掘上海娱乐空间生产与消费的内在联系。由于执法部门与经营者之间拥有利益的共同点,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共谋寻找利益最大化,新天地这个空间彰显了含混性。HEAVEN门前的长廊与其说是一种距离,不如说是一个通道。长廊的距离是一种欲拒还迎的姿态,长廊前面的迎宾台以及便捷的信息通讯工具成为了长廊的延伸。延伸的长廊为在娱乐空间从事生产的人们和另一个阶层的人接触提供了通道,但是,这个通道所塑造出来的亲密关系反而使两个阶层之间的流动更加困难,身体上的亲密宣告的反而是两个阶层之间越拉越大并且无法逾越的距离。空间不仅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塑造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间可以是可替换的“地点”,但它更是一种媒介,在交往过程中深度地参与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形成。在这个娱乐空间中,监视社会的权力机制运作并不是单向线性的简单控制,而是形成层级的网状结构。金字塔形和环形结构以一种相互嵌套的方式构成了权力的运作,通过一级级的关系形成了金字塔形,而同一级层之间可以连成环形。HEAVEN自身的经营管理以及身处HEAVEN的经理、服务生的越轨行为,会受到惩罚水平的影响。但是惩罚措施中所规定的犯罪内容也为他们寻找到有利可图的地带提供了依据,并且会建立一整套的防范机制,使得失范的隐蔽性更大,越轨行为更不容易暴露。无论是维护国家机器稳定的法律制度,还是HEAVEN自身的管理系统,如果外在的社会控制无法内化为个体的价值体系,就无法对越轨行为达到约束的作用。时间的凝聚给人留下了对空间认知的经验,但空间不仅包含意识层面的记忆,连潜意识都已经留下了对于空间的感知。潜意识梦境中反映的工作画面,是在城市娱乐空间中充当生产者的角色才会有的经验。在梦境与记忆中,生产者对空间的体验,恰恰构筑在与这个空间不断的生产沟通和实践中。新天地离不开消费群体的消费行为,但同样也离不开在那个空间从事生产的服务生们的工作。从事生产工作的服务生们构筑了肇周路、合肥路上老式居民区的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是为了新天地的生产工作而自然形成的,再生产的空间与生产空间构成了整个循环体系,只有通过再生产空间的补充才能完成空间的生产。当空间成为衡量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尺度,空间不再只是物质的,真实的,具体的,实在的,而是一种媒介,生产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精神的,想象的,抽象的,隐喻的。空间所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经验的积累,记忆的碎片,空间在时间的长廊上游离,时间也在空间中留下印迹。正是因为空间的含混性、破碎性、空洞性,才使得跨越边缘与中心、破碎与完整、个体与群体、农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消费与生产、旧与新、内与外的城市娱乐空间可以承载更多能指和所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