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汇率是两国商品交换的比率,是对名义汇率进行两国相对物价水平调整后得到的汇率水平。实际汇率反映两国物价水平的相对高低,其涨落会对一国对外贸易和国际经贸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在对实际汇率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早期研究主要集中于生产率、政府支出、市场制度、国际资本流动以及利率等变量,然而这些变量也会在一国人口与经济互动的过程中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将实际汇率影响因素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人口年龄结构领域。同时,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我国人口的结构已经发生转变,按照联合国的界定标准,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间是2000年。如今我国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与二十年前相比上升了将近一倍,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已经由轻度转为中度,这意味着我国即将到达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在这种背景下,探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与实际汇率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相关领域的学者通过理论分析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实际汇率可能存在的作用机制,但他们目前都只是通过估计老龄化对实际汇率产生的综合影响来推测内部传导机制的作用方向和相对强弱。这种推测缺乏有力的实证支撑。本文使用我国29个省份1998-2017年的数据对老龄化对实际汇率产生的综合影响进行了估计,并使用中介效应检验对巴萨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的具体作用方向进行了识别。另外,本文使用内部实际汇率作为研究对象,可以排除掉实际汇率中可贸易品实际汇率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改进。同时,本文根据我国客观经济事实,在控制变量中首次引入了土地财政,考察了土地财政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最后,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对样本根据基础设施水平进行分组回归,研究了不同基础设施水平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内部实际汇率影响效果的差异。在理论回顾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如何对实际汇率产生影响,并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影响的内部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通过修正模型及系列稳健性检验以提高对老龄化对内部实际汇率综合影响估计的准确性,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方法检验和识别内部传导机制。结果显示:第一,目前,我国老龄化程度加剧会带来内部实际汇率的上升。这意味一国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将会导致不可贸易价格水平相对提升,给实际汇率带来升值的压力。这一结果与已有部分文献的实证结果一致。如Anderson et al（2001）发现中老年和老年阶段的人口（65岁及以上）比重上升对实际汇率的影响是正向的,当把样本国家从瑞士扩展到OECD的25个国家,实证研究表明老年阶段人口比重上升仍然对实际汇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盛斌和陈镜宇（2016）的研究表明老年负担系数上升会导致实际汇率升值,而储蓄率越高,影响弹性越高。第二,经过中介效应检验,巴萨效应和需求结构效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内部实际汇率影响的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在巴萨效应方面,老龄化对可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意味着人口老龄化通过知识经验溢出、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升级,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对可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正向效应要强于其产生的负向效应,两部门生产率的差异的扩大在巴萨效应的作用下导致内部实际汇率上升。在需求结构效应方面,老龄化率提升使得我国社会消费需求向不可贸易品倾斜,老龄化程度加深会通过社会消费偏好和政府支出增加对不可贸易部门的需求,最终导致内部实际汇率上升。第三,控制变量中,土地财政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李俊峰,徐冬阳（2020）的研究结论一致,土地财政可能通过扭曲土地价格降低可贸易部门相对生产率并通过抬升房价挤出消费需求导致内部实际汇率下降,进而使外部实际汇率趋于贬值。人均GDP对实际汇率的系数显著为正,符合penn效应理论,即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价格比较,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物价也会更高（Gilbert et al,1954）。富国的社会平均工资水平越高,不可贸易品如服务业的价格更高,因此实际汇率更高。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实际汇率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农村劳动力转移会通过减弱巴萨效应,使工资趋同机制失效,导致内部实际汇率趋于下降,但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系数在基准回归中并不显著,因此这一结果和解释可能缺乏准确性。第四,老龄化对内部实际汇率的影响在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同的地区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地区,老龄化对内部实际汇率的正向影响更大,可能是因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市场连通性,使得经济运行更加高效,进而削弱了老龄化对可贸易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并且基础设施水平更高的地区,服务业更发达,能够更加充分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因此相比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为滞后的地区,老龄化对内部实际汇率影响的弹性更大。最后,本文从产业结构调整,人才和劳动生产率红利,完善养老服务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