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农民的问题正以“增收难负担重”的现状凸现出来，成为困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这是一个有几千年农业传统的国家向现代化平稳过渡阶段最艰巨的任务。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农民低而不稳的收入与沉重的负担形成强烈反差。在农民增收难度较大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就更为迫切。本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农村税费改革及其配套体系的研究，为进一步理顺国家、集体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建议，使农民负担具有透明性、确定性和可控性，从而解决现阶段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研究现阶段中国农村税费改革问题必须审视历史上重要的并税制改革的演进过程，从中找出其独特的发展轨迹。本研究在对历史上的税费改革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后指出，这些改革最终都没有跳出“黄宗羲定律”，未能避免重回税赋繁重的窠臼。同时，对近年来我国农业税费制度改革的探索及其有效性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指出其存在的制度缺陷。 我国农村税费制度创新是一个典型的经济政治过程，那么研究农民负担问题就不能不把它置于深刻的社会背景下进行分析。本研究从宏观制度背景、传统分配体制积弊、农民负担的外部性、农民合作及反对成本、农业税收替代机制、税外负担的征收成本等方面对农民负担过重并日渐隐性化、复杂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 农民对负担的承受能力，是分析判断农民负担合理性的重要依据之一。本研充从农民对负担的经济承受能力入手建立数学模型框架进行分析，并引入社会学“生存理性”的理论，对农民的心理预期及承受能力进行综合判断，并确定一个现阶段农民在经济上能承受、心理上能认同的合理负担界限，并以安徽省为例，对农民的负税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 本研究在以安徽省为代表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背景下，深入分析了我国农业税制的不科学性，并对税改的基本框架和取得的初步成效进行了总结，指出农村税费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的阀值，关键看能否逐步消除改革过程中的抗逆性影响。本研究在分析农村税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基础上，构建了不同条件下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行为选择的博弈框架。同时引入塞尔指标，运用大量的实证数据，对税费改革后不同地域、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耕地水平农民群体的负担差异状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从制度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的视角，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和边际效用原则，对税费改革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对不同利益主体的社会福利状况进行评价，对改革的公平性及对农民规避不合理负担的能力进行了探讨。 摘要 农村税费改革不是简单的“并费为税”，而是一场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所触及和牵动的相关领域的改革内容十分广泛。这项改革能否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的内容能不能得到相关配套措施的呼应和配合。本研究从乡镇机构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改革、县乡财政体制改革、乡村债务治理以及村级民主政治的生成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探索，并运用典型案例进行论证。 从历次农村税费改革的经验看，往往难以回避短期见效快、长期巩固难，改革启动易、防止异化难的问题。本研究在安徽省的试点实践基础上，对农村税费改革异化可能性及改革前景进行了基本判断，借鉴国外相关税费制度的经验和启示，引入数学模型进行分析，提出农村税费改革如何与若干重大问题相衔接与祸合。着重探讨了解决不同收入、不同消费偏好背景下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问题，提出“一事一议”的完善措施;如何建立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如何使税费改革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祸合相融以及如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问题。最后依据农民负担区域性、层次性的特点，设计出现阶段及未来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分步实施模式框架。 本研究的特点是采取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前沿理论所构造的分析框架是同类研究中的重要成果，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价值，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