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以来,“精准扶贫”逐渐成为我国新时代的重大扶贫方略。但在基层政府精准扶贫工作中,贫困农民参与程度低、扶贫政策变形扭曲以及虚假扶贫等问题一直存在,导致一部分地区脱贫困难、脱贫后重新返贫的问题久未克服。本研究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研法和深度访谈等方法,从理论和经验层面系统研究了精准扶贫中基层政府的沟通效能问题。精准扶贫中的党群沟通、政民沟通是基层政府“群众路线”工作作风的重要体现。基层扶贫干部与贫困农民建立平等、真诚的沟通(对话)关系,构建与贫困农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动员贫困农民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利用沟通的社会整合与维系功能,实现政民、党群之间的价值共享和贫困农民的脱贫致富。在精准扶贫中,基层政府是一种压力型体制下的任务型组织,各项扶贫指标层层下压,压力层层传导。在“党政互嵌”的权力运行模式下,基层政府精准扶贫的行政任务具有明显的“政治化”特征,实现“脱真贫”“真脱贫”的目标成为一种刚性的政治任务。特定意义上讲,精准扶贫是一种基层政府及扶贫工作人员面向贫困农民的沟通工作,而且从实践层面看,这种沟通具有赋能、动员、精准和融入的面向和特征。在面向贫困农民的扶贫沟通中,基层政府及扶贫工作人员的目标是有效供给扶贫信息、激活脱贫的内生动力及加强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和领导力。贫困农民的信息贫困是一种结构性信息匮乏,与经济、社会、教育和文化上的贫困相互叠加,从而使“扶智”和“扶志”成为基层扶贫沟通的重点和难点。从理论上讲,基层政府及扶贫工作人员“扶智”和“扶志”的沟通工作是一种扶贫信息和知识从专家体系或“准专家”体系流向贫困农民的过程;在实践上,采用“边缘突破”“范例突破”的方法来改变贫困农民的认知图式,从而取得较好的说服和动员效果。面对扶贫工作人员,贫困农民的沟通态度可分为“积极参与”“前台遵从”“回避-抗拒”三种主要类型,而其态度改变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且因人而异,实践中通过精准、灵活的说服和沟通方式尝尝能够产生较好的效果。信息不对称是影响基层政府精准扶贫沟通效能的重要因素,其主要表现为:基层干部的“制度性说谎”“任务式扶贫”以及各种形式的扶贫信息“悬浮”和“精英俘获”。压力型体制、行政层级是产生这些信息不对称现象的主要原因,为解决这个问题,各级政府在实践中探索了许多有效办法,如:加强精准扶贫的巡视、信访和作风整治,以增加扶贫工作相关信息的双向流动;重视精准扶贫中“程序正义”的价值,以限制权力恣意,提高扶贫决策和项目执行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利用小数据、大数据监控的方法,克服弄虚作假和扶贫工作相关信息反馈不及时等问题。贫困农民的信任是影响基层政府沟通效能的重要因素。然而,相对于党中央、中央政府的扶贫国家方略,贫困农民对基层政府及扶贫干部的信任度偏低,而且倾向于对扶贫干部和具体的扶贫项目采取一种“策略信任”的态度。在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基层政府及扶贫工作人员通过有效地传递脱贫愿景,可以减少贫困农民对扶贫项目不确定性的“感知”,从而提升说服、动员贫困农民参与的沟通效果。本研究将基层扶贫沟通效能的提升落脚在基层政府与贫困农民之间的“真对话”上,强调采用赋权、赋能式的沟通,而不是基于上下级压力的权力沟通,双方通过平等对话、真诚对话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信任关系。本研究力图跳出精准扶贫,在更广泛的基层社会治理层面探讨新时代基层政府与群众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准则问题。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思想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对话”理念,而且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几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群众路线思想中都蕴含着协商民主的观点。本研究认为:党群、政民之间的良性对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政治统合制”存在的缺陷;而且,建构平等、理性、真诚、排除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对话应是基层政府努力实现的理想目标和工作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