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司法改革”是近几年法律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许多学者对这一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而使这一方面的资料相对集中，观点云集，互相辉映。学者们还从不同的角度关注这一话题，使得研究的思路更加开拓，方法更加多样化。本文主要从权力划分的角度来考察清末大理院成立的过程及意义。　　论文有两个思路，一个是考察清末的司法改革与其之前的封建时代的司法体制变革的区别，一个是考察作为“舶来品”的司法独立思想对于我国清末的司法制度改革的影响程度。清末的司法改革包括体制的变化和具体司法制度的变化，前者是指司法权的权限地位、司法机关的重新确定，后者则侧重于证据制度、律师制度等与具体审判活动密切相关的原则和制度的变革。　　本文研究的司法改革集中于体制的变化这个角度。通过对历代司法机关的演变和清末司法改革过程的研究，笔者发现清末的司法改革虽然受到西法三权分立的影响，在大政方针上打着司法独立的旗号，但由于官方的具体文件只有一句很原则性的规定，即:刑部著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著改为大理院，专任审判。在具体的体制设计上，司法权仍然受到皇权、相权、传统习惯的制约。最后，在各种利益的较量下，产生了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体制。　　本文首先考察了大理院的前身——历代封建王朝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的沿革。在中国社会历时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华法系。表现在审判制度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专制皇权为中心建立的司法行政合一的审判机构体系。先秦时代的士、司寇独立行使司法权，被沈家本誉为“司法独立”的时代。但是，事实上，由于当时的国家政治体制发展的还不完善，司法权与行政权实际上没有分开，最高统治者把它们与立法权、军事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封建时代的最高司法机关的发展，是伴随着皇权的集中、相权的兴起的。司法权在这些权力之间，处于从属的地位。司法权作为一种判断权被不断地缩减权限，其权力不断地受到相权和皇权的侵夺。隋朝的大理寺存废之争、宋朝的刑部与大理之争，都体现了司法权在封建王朝庞大的权力系统里面艰难的挣扎。清代可以说是皇权达到顶峰的一个时代，其表现就是它直接控制下的刑部，“部权特重”。这时候的大理寺曾经一度被废，其司法权已经被刑部彻底侵夺。　　接着，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大理院的成立。大理院不是大理寺的简单的重复，而是在三权分立这一全新的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从其成立背景上看，皇权在清代达到顶峰，但是在太平天国之后，开始受到地方实力派的威胁，开始走向衰落。在司法审判方面，则集中体现在地方督抚利用“就地正法”破坏了中央的死刑复核权。由于封建社会司法权与行政权合一的弊端，司法权的独立判断权力受到地方行政权的强烈干涉，以至于冤狱累累，任意刑杀的情形严重。中央政府通过处理三大冤狱，企图整顿司法，震慑地方，结果收效甚微。与此同时，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清中央政府逐渐意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引进一套新的司法体制，也正好可以整肃司法，牢牢地把司法权从地方收回到中央手中。　　不同的利益团体对司法独立的理念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本文从不同地角度对清末各个利益团体对“司法独立”的理解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不同的派别有不同的目的。学者们希望建立真正的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法官们希望自己的独立判断权不受干涉，当权派则希望通过改革、重新集中中央大权。这些设想和企图在司法改革真正实行起来的时候，由于它是在一个旧有体制——集权体制内部实行的，实质上还是在皇权控制下的部门权力的重新划分。于是，“司法独立”的实现就开始逐渐偏离最初的轨道了。而是沿着中国古代的刑部、大理院、都察院的老模式走了下去。只是，司法权成为一个更加纯粹的判断权，专门负责审查案件，不再受到皇权、相权的明显干涉。在它的上面还有一个负责传达中央意志，负责大理院的人事、财政，监督大理院的法部。这也就是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大理院的成立过程和大理院的历史作用。　　本文的优点在于，通过大量的资料，呈现了中国古代司法权的一个发展脉络;同时，对于清末大理院成立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了增加了一些独立收集的史料，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者会有帮助。但是，由于资料有限，也因为作者的学识、能力有限，本文没有能够继续深入地研究大理院在实际运作的成果，缺乏一些具体案例的分析和整理。这也是笔者的一大遗憾，但愿今后还能有机会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