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首家金融控股公司诞生。而至今,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数量已达400余家,所涉资产规模亦庞大,且其发展继续呈扩张之势。从金融控股公司在域外发展的轨迹以及金融全球化、混业化的浪潮来看,我国金融业实行跨业经营的趋势不可逆转。然而,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迅速发展态势不同的是,鲜有专门法律法规对其予以规范,亦即立法稍显滞后。同时,由于金融控股公司是属金融业与控股公司这一组织形式的有机融合,其不可避免地具有金融业多风险性以及一般控股公司影响子公司独立性等特性。譬如,在金融控股公司之母公司为获取高额利润而削弱子公司独立性、牺牲子公司利益时,此即便引发道德风险。子公司若因此而受损,此时母公司对子公司所负责任如何则成一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基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特有属性,此时若仍适用法人格否认制度以期解决前述问题,已不合时宜。通过考察域外立法,台湾地区有关金融控股公司对子公司之救援责任制度对于解决这一问题确有裨益。因此,我国在确立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立法时,亦可考虑根据具体情形移植该法律制度。本文的研究思路为:在金融控股公司相基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对子公司责任现状的分析,提出无论是国家法律层面抑或是实践操作层面均缺乏对我国金融控股公司责任规定之问题,尔后分析产生该问题的原因,最后提出解决该问题的路径即构建金融控股公司对子公司救援责任。在重点分析构建金融控股公司救援责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后,提出构建救援责任的具体措施。除引言和结语外,论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界定了金融控股公司以及救援责任,阐析了救援责任的性质,辨析了救援责任的理论基础。金融控股公司是指至少控制银、证、保等二者以作为其子公司的组织机构,或是其主要资产明显分布于银、证、保等二者以上的控股型企业。而救援责任是指在特定情形下金融母公司对子公司所承担的资本援助责任,在于保证子公司的清偿能力。其实质上是一种监管措施,属于保护性监管、外部性监管以及事后监管;在对救援责任的基础理论如“实力来源理论”、“大至不可倒”、“饿狼假设”进行逐一分析后,认为虽然诸理论并非完美,但前二者相较后者更为合理,因此可作为救援责任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从法律规制方面和实证层面分析了金融控股公司对子公司救援责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及分析致该现状的原因。目前,与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相关的金融立法现状主要表现出在立法层面存在发展空间、金融立法注重监管领域以及金融监管实行分业监管,并以联席会议形式加强合作等特点。根据该立法现状可以看出,当前金融控股公司对子公司责任的法律规制主要表现出立法缺失这一问题。此外,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法律地位亦不明确。继而,以“德隆”案为实证,分析了正是金融控股公司对子公司救援责任制度的缺失,才致其最后损失由政府承受而转化为全体国民之税负。而致该问题出现之诱因不仅有历史方面的,亦有相关利益冲突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的制约。第三部分主要对构建救援责任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依次从法理基础角度、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发展现状角度、该责任本体具有合理性角度进行了阐释。认为构建该责任是权利、义务一致性以及权利、权力相协调的要求,此外其还能规范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组建,有效应对道德风险与系统性风险。该责任的合理性除体现在是对现有监管体制的完善之外,另亦是对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的补充以及对金融防火墙制度弊端的弥补。第四部分则提出了构建该责任的具体构想。在立法时可以考虑采取集中式的立法模式,列举与概括相结合的立法例;同时构建该制度应当确立确定性原则、灵活性原则、公平公正原则以及成本最低原则。救援责任主体当属金融控股公司无疑,至于救援对象则应限定为银行子公司与保险子公司,尚不能囊括证券子公司。引发该责任的情形为相关金融子公司未达到主管机关规定的最低资本充足率以及财务状况发生显著恶化,不能支付其债务或有损存款人利益。当然,论文也对何为“未达最低资本充足率”、“显著恶化”、“有损存款人利益”以及“协助子公司恢复正常运营”之标准进行了论述。母公司承担救援责任的方式主要是资金注入,同时该资金之来源应以非放弃投资而取得为主。该责任的实行亦需相应的配套保障措施,主要表现为应对监管机关滥用该救援责任时金融控股公司的救济途径有所规定以及做好与现行监管机制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