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成为美国眼中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为了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美国对中国采取一系列不正当的制裁措施,全方位多角度的打击中国;另一方面,美国等国家开始突破国域的限制,越来越频繁的以各种借口在域外适用其国内法,发展域外法治体系。在这种国际背景下,我国适时的在《反外国制裁法》中对向外国实体执行或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造成侵害的行为进行了追偿诉讼授权。《反外国制裁法》作为我国反外国制裁的第一部正式立法,彰显了我国反对外国不当制裁的坚决态度和反制外国不正当制裁、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及发展利益的决心,也对歧视性限制措施造成的损失的追偿和起诉进行了正式授权。根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中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并没有限定为我国管辖范围内的组织和个人,是对其域外效力的充分体现,也是对我国公民、组织就歧视性限制措施遭受的损失向包括外国实体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起民事诉讼进行追偿的明确授权,至此,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域外司法适用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目前只是框架性制度构建,较为简要概括,缺少对应的实施细则,对涉及如何认定是否具有提起追偿诉讼的资格、受理管辖此类案件的法院级别、如何分配举证责任以及案件审理后如何执行判决和救济等的规定都是缺失状态,使法律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实际操作性。因此,我国目前暂时没有相关的司法案例。目前,外国实体、我国法院以及受侵害方在实践中面临不同程度的困境,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国际贸易中的外国实体面临的诉讼风险增加,陷入选择困境;我国法院面临潜在案件数量大、法律落实执行难的困境;受侵害一方则面临起诉难、举证难的困境。剖析困境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歧视性限制措施界定不清晰。由于我国对于相关歧视性限制措施采取的是概括式规定,因而在实践中进行认定时存在争议和疑问,这一方面导致国际贸易中的各实体无法提前自行判断筛选合作对象因而增大诉讼风险,另一方面诉讼门槛缺失导致法院面临大量潜在案件,同时受侵害者也因难以确定造成自己侵害的是否为执行或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行为而不能进行追偿诉讼,造成我国面临大量潜在案件却又没有实际案件的矛盾情况。第二,追索权的行使不明确。首先是追索权的行使主体有待进一步明确;其次是由于缺少‘执行或协助执行’的判断标准,导致实践中难以判断被告方是否主观故意的执行或协助执行了歧视性限制措施,以及何时开始执行或协助执行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这使得实践中对损害的认定存在很大难度。第三,缺少与民事诉讼制度衔接的配套机制。在案件的管辖与举证责任方面,首先是由于此类追偿诉讼有高度的政治性,对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不再适合直接适用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标准;其次是案件的特殊性导致原告方在过程中存在举证困难。第四,救济途径缺失。在《反外国制裁法》中,例外豁免机制与救济补偿机制都是缺失状态,这使被告一方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针对上述的一系列问题,可以通过以下策略进行改进。首先,通过对歧视性限制措施进行适当列举加定期更新反制清单以及将《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与第四条结合解释的方式明确歧视性限制措施的范围;其次,对追索权的行使主体进行明确规定,确认默示“执行或协助执行”也可以被追偿,并通过设置“执行或协助执行”的时间节点以及造成实质性损害为标准限制追偿权的行使范围;再次,通过设置特定管辖标准和审判队伍以及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加强与民事法律制度的衔接;最后,通过设置必要的申请豁免机制以及救济补偿机制完善细化救济途径,促进双方合法权益的平衡。整个诉讼流程顺利推进,能够有效促进《反外国制裁法》实现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的法律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