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学的非本土生长导致了中国教育学研究的重重困难,从教育学史的角度对中国教育学的发生、发展历程进行“本原”上的探索,不仅对重建教育科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对缓解当前教育学的危机,深化教育学的“自我意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教育学乃是外国教育学研究刺激的产物,因此研究外国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必然追求。德国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德国成为中国教育学者引进西方教育学的重要国家,尤其是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对我国教育学的初建阶段乃至建国后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围绕德国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时间序列展开。德国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是顺应中国大变革中启民智、开民慧的要求,同时也因为德国教育学在思维方式上符合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思维习惯。在百年的时间内,我国共引进了16个德国教育学分支学科,引进的时间跨度大、范围比较广。德国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在最初阶段是在研究基础上的引进,其后的引进呈现出曲折反复的特点,在第三阶段陷入沉寂,改革开放后我国重启了对德国教育学的引进,较为全面的呈现了近些年来德国教育学发展的动态。随后,本文从横向上对德国教育学进行分支学科的引进研究,根据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其他教育学分支学科和教育学元学科三个标准,对德国教育学具体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引进进行分别阐述,主要涉及九个分支学科。德国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对中国教育学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赫尔巴特及其学派的教育学不仅为早期中国教育学的产生贡献了基本概念、基本框架,完善了我国早期教育学学科体系,而且影响了整个20世纪我国编写教育学教材的基本模式,奠定了中国教学实践的基本路径；在新时期,中国引进了德国教育学最新进展,如经验教育学、批判教育学、实践教育学等,催生了中德的教育学交流,不仅拓宽了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的视野,促进了我国教育学研究者的文化批判思维的形成,而且影响了中国教育学的基本研究范式。从德国教育学在中国引进的整个历程中,本文尝试性的探索德国教育学引进本身所带来的启示。德国教育学作为引进中国教育学界较早的教育学体系,为中国教育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要正确处理引进与创新的关系；要正确处理直接引进与间接引进的关系；要立足本土实践,寻求中国教育学独立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