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风,是指一个时期士人的整体精神风尚,它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又具有明显的嬗变性。一代诗风的演变不仅与国家兴衰、政治情势、生活变迁等因素息息相关,更与士人的精神风尚紧密联系。从曹魏开始,文学创作主体直接变成了以最高统治者为首的统治集团,建安士人的创作热情不减于他们的政治豪情,他们继承并发展了前人“诗言志”的传统,借诗歌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抱负,抒发他们的丰富情感。可以说,一代诗风与士风的联系更紧密了。建安士风直接提升和建构了建安诗歌的内在品格,并明显影响了建安诗歌的美学风格。同时,建安士风的嬗变直接导致了建安诗风的嬗变;建安士风的变化过程,与诗学精神、诗歌风格的变化过程是基本一致的,建安诗风是建安士风的集中体现。因此,本文拟从文化大背景这一角度切入,试图对建安士风与建安诗风的关系及其嬗变,以及他们对后代士人精神风尚和诗歌美学风格的影响作以深入探讨,从而进一步认识建安士风与建安诗风在中国士人精神发展史和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正文共分4章:第1章考察汉末士风的分化及其历史意义。自东汉和帝后,外戚、宦官迭相用事,君主不与外朝相交接,朝政走向腐败黑暗,直至衰亡。处于东汉中后期的士人,其精神风尚也由此走向分化,他们由尚义重气走向了保命达生,走向了才情,或抱道自守于山林,怡养性情;或舍名而重生,纵情享乐。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士人由尚气重义走向纵情任性的分化趋向,由儒家的精神大义走向道家无为逍遥的精神自放之路,但是这一精神风尚的变化尚未及在文学中自觉的表现出来。第2章考察孔融、曹操与汉末士林精神的终结。建安士人直接受到东汉中后期士风的影响,其由尚气重义走向纵情养性的精神风尚分化趋势更加明显,并且自觉以诗歌为表达手段,将其精神内蕴其中,掀起了中国诗史上第一个文人诗歌创作高潮,创造出了风格多样的建安诗歌气象。其中孔融是党人精神的直接继承者,可谓“党锢余烈”,其诗“气骨苍然”;曹操则以兼具志节与才性、沉雄与纵逸、气骨与悲情于一体的精神蕴涵完成了对汉末士林精神的纲要性总结,成为汉末士林精神的集大成者,并引领了建安一代士风与诗风。第3章考察建安六子一由气骨走向才情。建安六子的生活、经历、思想、创作各方面都有明显的从曹操到曹丕以下、从汉到魏过渡传承的性质。建安六子生活在同一时代,出身于近似的家庭背景,接受着相同的文化滋养,因此在士风和诗风方面,建安六子表现出了共同的气骨美。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诗又各具个性,突出了个体心灵情感的抒发,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并且由古朴凝重的“汉音”渐变为清新绮丽的“魏响”。第4章考察曹丕、曹植一才情的不同抒写。曹丕、曹植虽为同父同母兄弟,其气质与才情却大相径庭。就俩人表现的情感内涵和性质而言,曹丕的情感反复表现的是对生命本身的现实关注和终极关怀;而曹植更多的是一种个性张扬与个人理想无法实现时的苦闷渲泄。就诗风而言,曹丕婉曲而又娟秀,曹植放旷而又沉郁,但都为建安诗坛注入了新的诗风。通过以上考察和分析,在余论中进一步指出了建安士风与建安诗风在中国士人精神发展史和在中国诗史上的重要位置和深远影响。在中国士人精神发展史上,建安士人弘道济世、慷慨激昂的精神风尚逐渐深化为士人儒家人格的一个主要构成部分;建安后期士人怡情养性的才情美,则又使后代儒士展现出双面复杂的精神风貌。而在中国诗史上,无论是建安诗歌的“气骨美”还是其“才情美”,都对后代诗歌精神和美学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具有开创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