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创伤领域的研究表现出从关注创伤事件所导致的消极后果的病理性范式向同时关注创伤事件所带来的消极和积极心理影响的整合范式。本研究以经历汶川地震的青少年学生和成人幸存者为被试，采用横断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来考察他们在经历地震之后所表现出的创伤后成长程度及其与其它变量如性别、年龄、民族等人口统计学变量，感恩人格特质，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着重考察创伤后成长量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适用性，影响中国自然灾害幸存者创伤后成长的因素，为未来在中国进行创伤后成长研究奠定基础。　　 研究一是对经历汶川地震的青少年幸存者的创伤后应激症状水平和创伤后成长水平的一项追踪研究。调研结果发现：青少年学生在经历地震之后表现出较高的创伤后成长水平；被试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严重程度与其创伤后成长水平呈显著相关，在前两次调研中创伤后应激症状水平高的被试其创伤后成长水平也相对较高，然而在第三次调研中创伤后应激症状水平高的被试其创伤后成长水平并不比创伤后应激症状水平低的被试高；被试的创伤后应激症状水平呈现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创伤后成长水平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同时，研究结果表明儿童能力信念、感恩人格、积极情绪、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水平是影响青少年幸存者创伤后成长水平的重要因素。　　 研究二是对直接经历汶川地震的成人幸存者在地震发生两年之后的创伤后应激症状水平和创伤后成长程度的一项横断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创伤后成长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但是其因素结构与原有量表和香港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说明有必要修订和编制适合中国被试的创伤后成长量表；在地震发生两年之后，这些处于极重灾区的幸存者仍然表现出很高水平的创伤后应激症状；被试也报告出较高的创伤后成长水平；被试在创伤后应激症状和创伤后成长水平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和民族差异；有救灾经历的被试要比没有救灾经历的被试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创伤后成长，但是他们在创伤后应激症状上没有显著差异；地震时有工作的被试要比没有工作的被试表现出更高的创伤后成长水平，但是他们在创伤后应激症状上没有显著差异；受教育水平较低的被试比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被试表现出更高的创伤后应激症状水平，但是他们在创伤后成长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同时，研究结果表明被试的创伤后成长最高的是在自我这一维度上，其次为新的可能性和接纳对他人的依赖，最小的是精神性变化。此外，研究结果表明感恩人格、积极情绪、感知到的社会支出水平、生活观上的积极变化是影响成人幸存者创伤后成长水平的重要因素。　　 这两项研究发现中国青少年和成人地震幸存者除了表现出较高水平的创伤后应激症状之外，他们也感知到较高水平的创伤后成长。本研究并未发现被试在创伤后应激症状和创伤后成长水平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民族差异，但是研究结果表明有无救灾经历、经历地震时个体的工作状况以及个体的受教育水平是影响被试创伤后应激症状和创伤后成长水平的重要人口统计学变量。此外，感恩人格、儿童能力信念、积极情绪、感知到的社会支持、生活观变化等因素也是影响被试创伤后成长水平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