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公司治理的研究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之一,自从Jensen和Meckling提出代理成本学说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也随之展开了一系列深刻的创新性研究,最具代表性的即是Jensen于1986年提出的自由现金流假说(Hypothesis of Free Cash Flow),其作为代理成本学说的重要分支,迄今已成为最为公司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高自由现金流且成长性较低的企业很可能促使公司管理层进行过度投资并产生非最优费用,也会导致管理层提高控制租、在职消费水平或是建立自身“帝国”等,管理层很可能会通过操纵财务报表来掩饰这种代理成本,从而导致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的产生。对此,学术界展开了对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及其约束机制的研究,目前已有从过度投资、公司价值、股票增发以及审计费用等角度进行。绝大多数研究结果支持Jensen的基本观点,即自由现金流的存在导致管理层做出次优决策从而降低公司价值(Lang et al.1991, Harford 1999等)。然而,从审计定价的角度研究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及其约束机制有效性还比较薄弱。具有代表性是Gul和Tsui于1998年和2001研究成果,其研究结论认为由于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的存在,从而导致审计风险和审计力度的提高最终并反映在审计费用的提高上以补偿会计事务所承受的额外审计风险和付出的审计努力,而实证结果表明低成长性的公司自由现金流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同时,在研究报告中指出,高自由现金流低成长性公司的管理层倾向于非最优化投资并试图通过粉饰财务报表以掩盖其非最优投资的行为,因此审计师将提高审计费用以弥补其所承受的额外风险。Gulf和Tsui(1998,2001)也验证了Jensen所提出的债务控制假说,实证结果也显示债务的存在削弱了自由现金流与审计费用正的相关性。但是Ferguson和Taylor(2007)的研究却对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产生质疑。研究结果并没有找到自由现金流与审计费用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证据,也并没有发现公司债务对管理层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的缓解作用。可以看到,先前的研究在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和审计费用的关系上存在着重大分歧,所以这也是本文研究的目的之一。本文选题意在对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是否对审计定价产生影响进行研究,以期从审计定价的角度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一步验证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的存在及其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同时考虑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拓展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范围。期望对中国现代公司治理有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并有助于中国上市公司提升公司价值,增强其全球竞争力。本文的研究共分为5章,第1章为绪论,第2章为文献述评,第3章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第4章为实证研究部分,第5章为政策建议与本文研究不足的提出。第1章,绪论。本章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主题选择、研究贡献、研究思路与方法及论文框架进行系统的介绍。第2章,文献述评。本章主要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分别对审计定价和关于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及其约束机制的相关研究进行分类综述并进行简单述评。综述结果表明：一方面,审计定价的直接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和丰富,但在客户公司治理等因素对审计定价影响的研究方面显得较为薄弱,而公司代理问题的研究又是公司治理之核心,因此在审计定价中加入代理成本变量进行研究是对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及其约束机制在我国的研究存在时间和深度的不足,大部分的研究仍是处于对国外已有研究的模仿式的试探性研究。同时,在我国从审计定价角度来研究自由现金流代理问及其约束机制的文献尚不多见且不够系统,因此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从审计定价角度系统地对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及其约束机制进行研究不仅有其文献贡献,也有望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第3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作为本文的理论支撑之核心,该章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即对自由现金流假说(Hypothesis of Free Cash Flow)的产生及观点进行深入的阐释和分析并对代理理论的发展路径予以梳理；第二部分为代理成本理论视角的外部审计需求理论分析,该部分的分析对代理问题及其约束机制与审计定价结合起来研究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第三部分即是本文主要研究假设的理论推演过程,通过翔实和严密的理论分析,本文共提出以下六个假设有待在实证研究部分构建模型并检验：(1)无论公司成长性高低,高自由现金流的上市公司其审计定价高于低自由现金流的公司；(2)在同等条件下,高自由现金流且负债水平低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高于高自由现金流且负债水平高的上市公司；(3)在同等条件下,高自由现金流且现金股利水平低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高于高自由现金流且现金股利水平高的上市公司；(4)在同等条件下,高自由现金流且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低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高于高自由现金流且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比例高的上市公司；(5)与高自由现金流的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我国高自由现金流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审计定价相对较高；(6)在同等条件下,高自由现金流且管理层持股水平低的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高于高自由现金流且管理层持股水平高的上市公司。第4章,实证研究。本章分为三部分,即实证研究设计、实证检验及分析和稳健性检验。第一部分,实证研究设计中对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模型变量选择和模型设计等,而在实证研究设计的基础工作准备完善的基础上。本章第二部分则是实证检验及检验结果的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模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以不同的标准分类的审计定价T检验分析及多变量回归结果分析。主要的检验结果如下：第一,模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表明本文所选择的用来解释因变量的指标是比较恰当的,并得到皮尔森相关性检验结果一定程度上支持,同时从相关性检验符号来看,主要的自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结果基本符合本文假设。第二,以自由现金流和成长性中位数为依据分组的审计定价的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高自由现金流的企业审计定价高于低自由现金流的企业,说明由于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的存在,审计师由于面临更大风险和耗费更多资源而提高了高自由现金流上市公司的审计定价；以主要的因变量中位数为分类依据的审计定价的T检验表明,主要测试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审计定价在一定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相关关系并与预期相符。第三,多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在对测试变量和审计定价相关关系检验时,我们发现自由现金流与审计定价正相关；公司成长性与审计定价正相关；长期资本负债率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普通股获利率与审计定价负相关。以上结果都与本文预期结果一致。但独立董事比例与审计定价关系并不显著；上市公司非国有性质与审计定价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本文预期相反；管理层持股比例与审计定价关系的符号虽与预期一致,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另一方面,为了检验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约束机制(债务、现金股利、董事会治理、最终控股股东性质及管理层持股等)的有效性,本文为此本文在回归模型中加入了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的衡量指标LHFCF与相应约束机制衡量指标(LongD、Dividend、Indep、Gov、Mshares)的交互项,该交互项反映的是自由现金流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是否会因为相关约束机制的存在而减弱。在所有交互项回归的结果中,仅LongD与LHFCF的交互性的回归结果系数为负并在5%水平上显著,符合本文的预期,其他的交互性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论文对该回归结果进行了严密的分析和解释。本章第三部分,对本文的回归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再次验证本文实证部分的结果。第5章,政策建议及研究不足。本文基于以上各部分的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提高决策科学性,杜绝盲目投资；更加充分的发挥负债的控制效应,抑制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适度提高现金股利,发挥其约束效应；规范独立董事制度,彰显其应有效用；健全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降低其自由现金流代理成本；合理增加管理层持股比例,发挥其治理作用。同时,文终也指出本文的研究缺陷。相对于现有研究,本文的研究的创新点有以下三点：1.主要研究内容的创新。首次系统地基于中国特定的市场和制度背景,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审计定价角度检验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在我国上市公司的存在性及相关约束机制的有效性,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通过此具中国特色的研究对中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的治理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并对实践发展产生些许启示作用。一方面,本文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问题的存在性构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另一方面,论文通过实证研究,从审计定价的视角检验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之约束机制有效性并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相关约束机制包括债务控制约束、现金股利约束及公司内部治理监督和激励机制等,对于本文所指的公司治理监督机制有董事会治理、最终控股股东的性质等,激励机制指的是管理层持股计划。2.研究假设的创新。论文假设之一为：当公司存在高的自由现金流的情况下,不论是高成长性或低成长性公司,其都会产生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使得审计定价相对提高。该假设突破了先前研究学者(Jensen,1986; Gul and Tsui,1998等)在其论文中提出的假设。对自由现金流假说(Jensen,1986)有一定的扩展与创新,也为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的治理提供了一个突破口。这一假设也被本文的实证结果予以证实。3.研究模型构建创新。本文将在对已有相关研究研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特点对本文研究模型予以改进,提高论文的实证水平和说服力。具体而言,本文系统而充分地考虑了影响审计定价的相关因素,如测试变量包括自由现金和公司成长性指标、衡量约束机制(债务、现金股利、董事会治理、最终控股股东性质及管理层持股等)的指标；同时论文引入了衡量各约束机制的变量与LHFCF的交互项,目的是检验自由现金流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是否会因为相关约束机制的存在而减弱。而控制变量包括公司年末资产总额的对数、速动比率、流动资产比率、公司是否为ST企业、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绝对值与年末总资产比率、总资产收益率、会计事务所规模、审计意见类型及年度控制变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