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地改革政策正在积极探索家庭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的实现形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本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农地的继承是其不可回避的问题。“三权分置”政策的出台为家庭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契机。本文研究目的是:家庭承包经营权的限定继承和相关的制度构建。首先,本文梳理并评析了家庭承包经营权继承问题的立法沿革、司法实践。我国现行法律区分承包收益与承包经营权,仅明确规定承包收益可以依照继承法的规定予以继承,并且进一步区分不同承包方式取得的承包经营权,这其中,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四荒地”的承包经营权,以及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林地承包经营权可以在承包期内继续承包。我国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判决均不认可家庭承包经营权的可继承性,但是仍有少数地方法院依然支持继承。本文认为,在现代农业的目标下,国家政策鼓励并引导农地的规模化利用,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应包括继承。在继承的具体方式上设置特殊规则,并要求继承人具备农业经营能力是家庭承包经营权继承制度的基本走向。其次,本文归纳并评析了家庭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的学术观点。否定论集中于家庭承包经营权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及其主体的身份性,但禁止继承与家庭承包经营权用益物权的定位相冲突,阻碍了家庭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肯定论多从家庭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及允许其继承有何意义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述,但完全肯定继承忽视了农地的农业资源属性,将引发农地细碎化的风险。限定继承论多是以承包经营权的实质主体为农户内成员,及身份特征在流转阶段已得到弱化作为立论的依据,对继承的限定多体现在继承主体以及继承的分割方式上。再次,本文分析了“三权分置”下家庭承包经营权限定继承的可行性。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制度有利于实现农民集体财产权利的成员权个体化,承包经营权有条件并能够进行量化分割。但是,农地具有财产属性的同时也具有资源属性,应采取限定继承的方式。“三权分置”政策将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予以分置。土地承包权是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的承包土地的权利,应定性为成员权,农地政策并未否定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及使用,因此本文仍沿用承包经营权的概念进行论述。土地经营权是农地流转时由承包经营权分置产生的用益物权,是指一定期限内占用承包地、自主组织生产耕作和处置产品,取得相应收益的权利。“三权分置”政策丰富了农地继承的客体,农地流转与否对继承客体的范围、继承主体的能力及继承的规则产生影响,应分别进行讨论。最后,本文对比分析了我国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与比较法上继承制度的差异。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关法律均要求继承主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并促进农地的单嗣继承与继承人的年轻化,对于未分得农地的继承人以经济补偿。在农地分割方式上,发达国家均以基本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最小耕种面积制度并禁止再分割,对特小面积农地予以归并处理。本文研究结论是:家庭承包经营权的继承应当采取限定继承的方式。第一,在继承的客体方面,应当区分讨论。当农地未流转时,限定继承的客体仅包括承包经营权。当农地流转时,限定继承的客体包括承包经营权与土地经营权,两者依照相同的限定条件由不同的权利主体分别予以继承。第二,在限定继承的主体方面,采取农地一人继承制度,并要求该继承人具有农业经营能力。鉴于我国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不足,现阶段农地应优先许可具有农业经营能力,并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主体继承。第三,在限定继承的分割方式上,采农地最小耕种面积制度并禁止再分割转让,在该最小耕种面积之上只允许一位继承人予以继承,归并特小面积农地。此外,对未分得农地的继承人应给予经济补偿。第四,在农地代位性财产权的继承中,农地用益物权灭失的,原权利人取得的变形财产归属于其一般遗产范畴,并不适用上述限定继承的方式。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人企业的,原权利人取得相应的优先股,若原权利人死亡的,其继承人有权依法继承股权。土地经营权因其并不负载生存保障利益,不需设置优先股。当农地被征收的,应区分承包经营权及土地经营权,并采用分别补偿的模式。针对土地经营权,以完全赔偿为原则,以邻近地市场价格为补偿标准。当被继承人死亡的,补偿款归属于其遗产范畴,可由其继承人予以继承。最后,家庭承包经营权遗嘱继承等其他继承方式,应当额外增加一项效力要件,即用益物权人对自然资源应负有生态义务,若用益物权人违反生态义务、违背可持续利用原则的,其所订立的遗嘱、遗赠及遗赠扶养协议无效。在遗嘱等继承方式下,法律对继承主体的继承能力以及农地分割方式所适用的限制性条件,与法定继承是相同的,只是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及扶养人的范围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相比更广,其还包括除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具有农业经营能力的自然人、组织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