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西北之行,是1940年代轰动重庆新闻界与政界的一个重要新闻,也是国共关系史上一桩对彼此都具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事件。自1939年以来,新闻界首次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长达五年的全面封锁。此时的中共,在1943-1944年间虽已走出各种发展困境,但若想继续发展壮大,需要扩大对外发展空间,获得外界的舆论支持与实际援助,而这非国民党所愿。于是,围绕记者团西北之行,国共双方舆论宣传战硝烟再起。此次舆论宣传战,从某个角度而言,是一场政府与挑战者之间争夺有关中共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新闻话语权之战。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一个社会阶层结构以“两头小、中间大”为重要特征的国家,争夺新闻媒介话语权,获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社会力量支持,对国共而言都颇为重要。尤其对中共而言,在其政治地位与国民党相去甚远情况下,或得第三方新闻媒体认可,通过它们扩大对外宣传,比单纯依靠一己之力进行宣传更为有效。在这场政治话语权争夺战中,双方都将中外记者的注意力引导或转移到诸如“抗战”、“民主”、“团结”等一些具有现实政治价值或道德意义的政治符号的消费战中,都想争夺这些具有凝聚大众力量、能提升政治控制能力的政治符号的解释权与话语权。国民党欲借这种话语权的舆论力量,攻击中共,限制其发展壮大；而中共在当时局势下更多的是以之进行自卫,同时积极寻求对外发展的政治空间。为此,在中外记者团参访过程中,双方都全力以赴,试图通过控制中外记者的采访报道议程和言论内容,以便控制有关中共问题的社会舆论。从四位持中立立场的中外记者的通讯报道来看,他们对边区的总体观感和印象颇为一致,大体认可边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肯定中共治理边区的成效,并承认中共军队抗战的事实。这些通讯报道的公开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关于中共问题及国共关系问题的社会舆论发生了一些有利于中共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共两党此前政治话语权的强弱悬殊格局,也对国共两党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中共从此逐渐摆脱其舆论被动困境,扩大了对外交往空间；而国民党则开始逐渐失去对中共的舆论控制权,且自身的国内外舆论处境日趋不利。从这两种不同影响中可见国共之间这次舆论宣传战的胜负结局。在国共之间各种形式的争斗中,舆论宣传战虽不像军事斗争能直接决定成败,也不如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作用重大,但它是其他各种形式斗争的催化剂,能够影响其进程乃至结果。学界普遍认为的国共政治在1944年前后所发生的攻防态势转换,与是年中外记者团西北之行,两者发生的时间如此接近,应该也不是简单的偶然巧合。此外,在以新闻媒体竞争为主要途径的舆论宣传战中,在国共两党政治地位极其不平等情况下,作为强势一方的国民党对政治环境的综合控制能力,决定了新闻媒介在国共两党之间不平等的政治竞争和冲突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从而也决定了舆论宣传战在国共斗争中催化剂作用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