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创业板市场自2009年10月30日开板以来，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大量中小投资者纷纷投身其中，创业板市场的地位也愈发重要。但是，创业板上市公司普遍规模不大，因而股价更易被操纵，大股东可能利用内部优势进行择机减持，获取显著的超额收益率，损害中小股东利益，不利于市场的长远健康发展。而股权制衡作为一种新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关于其治理效用的结论尚不一致，以及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媒体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因此，结合股权制衡与媒体关注探究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是导论，介绍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等，是本文的总括。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通过梳理大股东减持、股权制衡与媒体关注等相关文献，为后续文章的理论分析和假设推演提供借鉴。第三部分是概念界定、理论基础及分析，本部分主要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等理论为基础，对大股东减持择时能力及股权制衡、媒体关注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在上述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假设，建立大股东减持超额收益率的市场模型和其他回归模型，以创业板上市公司2013-2016年大股东减持事件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本文的最后一章，总结本文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本文的主要结论为：
　　第一，大股东减持前后的累计超额收益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倒“V”型形态，说明公司的大股东往往能够逢高减持，具有显著的择时能力，在减持交易中获得了显著的超额收益。第二，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减持获取的超额收益具有正向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第一大股东和其他大股东减持的作用机理不同，但结论是一致的，即，股权制衡度越低，减持获得的超额收益越低。①股权制衡度越低，第一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越强，与公司利益更加紧密，基于“利益协同效应”，第一大股东操纵股价减持套现的动机越弱，其减持股份获得的超额收益将降低。②对于其他大股东减持，股权制衡度越低，第一大股东的监督作用越强，加之，其他大股东赚取超额收益的能力降低，因此，其他大股东也将获得更低的超额收益率。第三，媒体关注的信息中介和监督治理职能，缓解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因此，媒体关注度越高，大股东减持赚取的超额收益越低。第四，媒体关注度越低，股权制衡与其他大股东减持超额收益的正向相关关系越显著。在其他大股东减持时，股权制衡主要体现了第一大股东对其他大股东减持的监督作用，与媒体关注的监督作用，具有替代性，这也与现有关于其他公司治理机制与媒体关注具有替代效应的研究结论相符。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第一，在研究对象上，本文研究我国创业板市场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减持行为。现有研究文献较少，本文丰富了现有关于创业板市场大股东减持的研究成果。第二，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从股权制衡和媒体关注两个视角研究大股东减持行为。股权制衡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机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媒体的作用也愈发重要，所以以股权制衡和媒体关注两个角度去研究大股东减持行为，也是今后研究的趋势。第三，从研究结论来看，股权制衡对于大股东减持超额收益的获取具有正向相关关系，即股权制衡度越高并不能抑制大股东减持获取超额收益，并据此提出预防“一股独大”的同时，不能盲目提高股权制衡度的建议，这对于我国现有制度环境下的市场具有适用性。
　　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略显样本不足，由于我国创业板市场发展时日尚短，且大股东减持具有限售期，因而本文涉及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样本数据有限。第二，由于本人研究能力的局限，在提出相关建议时可能存在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