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一篇为物作传、由物见人的民俗志研究。文章将沿着时间顺序揭开杨家埠年画在不同时代的发展篇章，展现其在不同的自然时间、同时也是在不同的社会空间之中的流动一变迁过程，探讨在不同的自然时间一社会空间中，国家、知识分子及年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四方力量如何在各自立场下对年画所代表的“俗”进行解读并随“俗”而作，他们之间的互动以及摩擦又如何作用于身处这一“艺术生产场域”之中的年画生产者——农民艺人，从而最终使杨家埠年画呈现出如此的“生命”轨迹。因此，文章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于年画的静态描述，亦不局限于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品的具体生产过程，而更多地探讨抽象意义上年画“艺术的生产场域”中所展现的不同时代背景下国家、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从而由“小年画”折射出了“大历史”、“大社会”。　　 论文主体中，杨家埠年画的“生命”史主要以五个篇章依次展开：约定“俗”成——作为“农民”艺术的杨家埠年画，入乡随“俗”——作为家计营生的杨家埠年画，移风易“俗”——作为封建迷信的杨家埠年画，匡时济“俗”——作为文化遗产的杨家埠年画，时移俗易与雅俗共赏——杨家埠年画的需求与产销现状。从而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维度，并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结合下进行讨论，以求更完整地描绘杨家埠年画被建构出来的“生命”之轨迹。　　 在第一篇章中，论文介绍了传统年画在民间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以杨家埠年画为例说明了这种一向被视为“民间美术”的物品在视觉风格、制作工艺、形式题材上的具体特点。虽在标题上重复着传统年画研究的老调，作者之意却决不在老生常谈，而旨在纠正这种将年画视为纯民间物品的刻板印象。文中指出，在杨家埠年画显形的民间图像文本下蕴含着隐形的国家意识形态结构，看似完全表达民间审美与民间精神世界的年画其实也在不自觉地传达着封建帝国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民间并不是纯粹的民间，约定俗成的年画亦绝非简单地由农民之“俗”所成就。　　 在第二篇章中，论文主要从杨家埠年画生产、经营、消费的层面，展现了杨家埠年画作为一种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从发生、成熟到达到顶峰的整个发展历程。文章强调，传统认识中一直忽视或淡化了年画的商品属性及其为“艺人”带来的可观经济利益，而这从商品意义上的年画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年画生产者追求的首要目标。入乡随俗，适应以农民为主体的消费者不断增长的需求，才能更有效地实现年画的交换价值、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当然，这一切必须在国家许可的范围内，在不触动统治阶级利益的范围内。因此，入乡随俗的杨家埠年画所随之“俗”也并不是完全取决于民间意志的。　　 在第三篇章中，论文针对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所推行的新年画运动展开了讨论。在这次以国家推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年画取代农民阶层固有的封建主义浪漫主义的旧年画的改革运动中，在国家移风易俗的时代背景下，国家、知识分子与作为农民的年画生产者和消费者发生了直接且密切的关联，四者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空前绝后地展现出来。　　 从第四篇章开始，论文由历时性转向共时性的呈现，围绕改革开放后国家对民间文化的重新重视，尤其是在当下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中，国家、知识分子对于杨家埠年画的态度转变及其具体实践，以及当地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进行了讨论。围绕这一主题，该部分以杨家埠年画的典型代表、联合国工艺美术大师——杨洛书的经历及其在各方眼中的形象进行了讨论。从而立体地呈现出在当下国家和知识分子出于各自动机对现代化过程中日渐凋敝的民间文化的匡时济俗过程中，以杨家埠为代表的地方回应。　　 第五篇章详细展现了时移俗易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的语境下，随着市场需求变迁所导致的当地年画的生产、销售、消费的分化现状以及从业者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　　 文章最后指出，随“俗”而作的主体并不限于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年画生产者，国家、知识分子以及年画的消费者对待年画的态度及其具体实践同样也在“随俗而作”。在不同的主体立场及时代背景下，“俗”之内涵与“作”之内容亦有所差别，而杨家埠年画的整个“生命”史正鲜明地体现了国家、知识分子与年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随“俗”而“作”这一过程中的博弈或张力。正是在这种各方力量相互抗衡或共谋的“艺术生产场域”中，杨家埠年画的生产者不断调整着自己“生产者的策略”，从而使杨家埠年画滑过了一条如此这般的“生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