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先圣之道”是孟子的主要志业所在,也是儒学诠释的一贯模型。孟子对儒家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东亚文明之影响至深且巨,揭橥其丰富的诠释蕴含之于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中西诠释学对话乃至中西文明对话,不仅必要,而且必须。“闲先圣之道”,彰显了孟子极力维护儒学与儒家的诠释立场。先圣之道的弘扬,对于尚武、尚勇、尚功利的晚周确有转移风气的作用。与晚周诸儒相较,孟子当是最能推显阐幽,抉发孔门之精微者。正是由于他的竭力推阐,儒学在周秦之际已变成了显学。以诠释成就论,孟子无愧于他所自封的“知言”。“闲先圣之道”,由孟子之辩所凸显。“闲先圣之道”与“述而不作”,实为异名同谓。孟子与孔子一样,在维护捍卫先圣之道时,也注入了新的东西。他们都是述而又作的。“述而不作”作为中国经典诠释的代名词,辩证地规定了儒学诠释的两种基本形式。“述”与“作”成为一贯的诠释模型,注定了儒家文化游牧性的阙如、形而上学战场的阙如。“述”对历史文化抱持一种敬慎的立场,“作”则是诠释者的天才与个性表达。孟子对“知言”的诠释,用了负的方法,加之他对“知言”的诠释,语境关联又不够,为后来的诠释冲突奠立了客观基础。更何况语境并不能消除全部的语词多义性现象。文本内涵的多个面相是解释冲突的始源性原因。因此,要区别地对待理解的不同,不能简单地认理解的不同为主观主义与相对主义。西方二元论为主导的哲学在诠释学上反映为间距的突出以及本体与方法的对垒。对会通的强调与突出,致使孟子疏忽于间距的论证。与西方措意于间距的论证相较,求会通是孟子诠释思想的突出个性。孟子的诠释蕴含了以知人、取友与自得为旨归的实践取向,体现在“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尚友古人”以及“深造自得”等诠释法的运用上。这些诠释方法,具有整体性、开放性、通贯性与超越性等特点,透显出自由、活泼的精神,与孟子的全幅精神一脉相贯,毫无滞碍。孟子之诠释蕴含了以“述往”为初衷,以“自得”为宗趣的实践取向。此亦为儒学诠释的一贯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