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刑法》第238条的规定,非法拘禁罪,是指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权利的行为。其中,为索取债务而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也构成该罪,被称为“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索债型非法拘禁罪在我国刑法中并不是独立的罪名,它只是非法拘禁罪的一种特殊情形,其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债权。但由于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许多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此类“索债型非法拘禁”行为的定性均存在分歧,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纷繁复杂,在给此类行为是否定罪、定什么罪时存在较大差异,以致司法人员在处理个案时,往往面临艰难的选择,行为人则因此可能遭受极为悬殊的处理结果,严重损害法律的严肃性,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探讨和研究。本文拟结合案例,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以刑法理论为指导,运用比较的方法、思辨的方法和规范分析的方法对索债型非法拘禁行为的定性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司法实践中解决类似案件提供有益帮助。全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包括以下主要内容:第一部分以案例“颜某、杨某为索取债务非法拘禁案”的争议焦点引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研究。第二部分从犯罪构成的四个方面阐述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特征,并对理论界的一些热点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犯罪对象上,笔者认为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中的“他人”不能仅狭隘的理解为债务人本人,其既可以是债务人本人,也可能是债务人的亲属、合伙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或单位法定代表人和成员。在主观方面,笔者赞同索债型非法拘禁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且违法性认识不应成为非法拘禁罪故意的内容,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并不影响行为的定性。第三部分是本文的重点,研究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司法认定。笔者从实践的角度出发,适当结合案例,主要讨论了三个方面的争议,分别是:(一)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与非罪的界限;(二)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与勒索型绑架罪的界限;(三)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罪数与形态。首先,笔者认为,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成立需要有一定的时间要求,可以根据拘禁期间有无殴打、侮辱行为,对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成立分两种情况设立标准,对于拘禁期间无殴打、侮辱行为的情况,可将24小时作为成立非法禁罪的时限;对于拘禁期间掺杂了殴打、侮辱等情节或者对被害人造成具体危害后果的,原则上没有时间要求,只要一经实施非法拘禁行为即构成犯罪。其次,文中对于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作了讨论,认为如果其社会危害性达到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应当按照非法拘禁罪论处。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为催收各种欠款而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笔者认为,只要符合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也应以非法拘禁罪论处。此外,本文论述了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与勒索型绑架罪的界限,这是本部分的重点。笔者分别从法理上和实践中的“债务”对定罪的影响上作了比较,并将实践中各种各样的的“债务”归纳为五种:合法债务、非法债务、超过真实债权数额的债务、根本不存在的债务和难以查清的债务,分别论述其对定罪的影响。其中,对实践中分歧很大的行为人超额索债案件中“数额远远超出或明显超出原债务”的理解,笔者认为,对此问题不能机械地、绝对数字化地理解,在论定时既要考虑超过实际债务的绝对数额(即差额的绝对数),也要考虑超过实际债务的相对比例(即差额的相对数),将两者结合起来,再综合考量行为人的其他行为表现、犯罪情节等。具体来说,从差额的绝对数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规定,敲诈勒索罪“数额较大”的认定标准为“以1000元至3000元为起点”,司法实践中可以以此作为参照标准;从差额的相对数来看,应当考虑差额与实际债务之间的比例。在本部分,笔者还论述了索债型非法拘禁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标准。本文赞同“单一行为说”,即只要行为人在索债的目的支配下完成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并控制被害人即成立本罪的既遂,至于行为人是否实施索债行为以及是否顺利实现自己的债权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与既遂。最后,笔者对本罪在实践中的共同犯罪形态及罪数疑难问题作了比较分析。第四部分讨论了索债型非法拘禁罪的刑罚问题。主要探讨了对本罪结果加重的法定刑、从重处罚以及转化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