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的形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乎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奇异现象。在人们的脑海中,京派的出现就似嘈杂的社会景象中突然吹进的徐徐清风,带给当时的文坛些许的惬意和自由,它又象是荒漠的文学土壤里出现的一片世外桃源,留给当时的艺术少许的想象和空间。其特有的文化气质赢得了日后众多人文知识分子的推崇和青睐。然而三十年代的“京派”文学,曾被新文学史家们长久地遗忘着,甚至无论是京派生存的年代还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空中,太多的误解始终伴随着它而存在。鲁迅先生批评过京派文人,称之为“官的帮闲”;建国后的“政治标准第一”、“独尊现实主义”的原则,更是把这种远离政治党派、专心追求艺术完美的流派,理所当然地排除在史册之外。但是,“京派”的确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文学遗产。除了其构建的美仑美奂的湘西小说殿堂之外,京派批评更可以算是一个经典文本。可以说,京派批评是近代以来新文学批评成果的集大成者,它以其独特的话语方式与中国现代文学史发生着交互“对话”,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提供了一种审美批评的范式,仍然值得我们后来者不断的重新审视与研究。八十年代,京派在文艺理论与批评方面的成果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研究仍然停留于一种笼统宽泛粗线条勾勒论述的层次上,而对于京派话语出现的背景原因,以及如何在一个系统的框架里理解这个批评流派的审美追求等问题缺少细致的分析,特别是在当下历史语境中如何从京派批评精神和话语方式等方面获得必要的借鉴和经验,以便使今后的批评之路更加明朗,这样的问题似乎缺乏必要的思考,这些问题使得对京派的研究有些浅尝辄止的倾向,本文就是希望在这被遗忘甚至是感到为难的问题上做些努力。本文共分四章,根据批评理论的生成、观念、形态和意义四个基本部分,分别从京派文化个性的建立、“自由生发”的理论主张、文学批评话语形态以及中西批评理论传统的承袭四个方面,对京派批评做详实而系统的论述。京派独特批评的形成归因于京派独特文化个性的形成,其特色和风格的形成,与其所处地域的社会环境、文化内涵和文化氛围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北京沉厚正统文化的浸染、自由包容的学院空间隔离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文化霸权面前自觉的维护自我个性完整的文化选择,构成了京派批评的缘起条件。京派追求“自由生发”的批评理论,核心理念就是追求批评自由的无限可能。就文艺的本体观而言,他们主张批评是自由独立的艺术,反对文学和批评成为政治的附庸和牟利的工具;就文艺的创作观而言,他们强调批评是自我才情的表现,张扬创作主体真挚的个性与情感;就文艺的本源性而言,京派将文艺视为内心生发的创造,指出文学审美活动是活的个体生命活动,是优美、自然的人性抒写。京派的文学批评呈现出审美批评的特征,这无疑弥补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社会历史批评重视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思想倾向和文学作用,忽略了作品的艺术审美因素这个缺陷。京派批评讲究无法言表的批评的灵机,以一种直觉印象的鉴赏和感悟,追求和谐幽默的文体特征,成为了现代文学批评园地中一道小巧而亮丽的风景。京派批评存在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文学批评的时代语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代,京派批评家们自觉地充当了现代批评重构的急先锋角色。他们用自身接受的中西两套博大精深的文化积淀,积极探索批评观念、方法、话语、活动方式等诸多层面的批评现代范式建构。因此,也使他们的文学批评显示出中西文化混融的话语特色,第四章就旨在对京派批评中对中西理论的借鉴和扬弃加以系统阐释,同时对这种批评方式的得失功过以及给当代的启示作用进行详实的分析。经过上述几方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京派批评是个关系到如何在中西传统的张力和缝隙间建立一个即属于民族又属于世界的批评理论体系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京派批评理论与方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而独特的意义。对于京派批评的研究不仅要有对其理论特色的追溯,更为关键是从中探讨京派批评话语形态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建构意义以及如何从他们建立这些理论、观点、批评方法中汲取对于今天有意义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