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分别于2004、2007、2011年相继出版了《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部长篇小说（合称为“江南三部曲”），一改以往的先锋姿态，探讨分别处于近代、五六十年代及当代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对于乌托邦理念的建构和实践的探索。在《人面桃花》中，早期的知识分子在探索的过程中呈现出“向后看”和“向前看”两种不同形态的乌托邦理想;在《山河入梦》中，知识分子以共产主义为范本，尝试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谭功达在梅城的建设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初步尝试，郭从年建设的花家舍则可看作是共产主义雏形;在《春尽江南》中，知识分子则转入了个人化的乌托邦，寻找内心的安宁，呈现精神的守望状态。不幸的是，他们的精神找寻最后都破灭了:王观澄的“世外桃源”毁于内讧，张季元和陆秀米的“大同世界”惨遭镇压，谭功达的工业化国家设想半途而废，郭从年的“共产主义人民公社”失去初衷。而在经济发达的当下，乌托邦却走向了变形、异化，甚至一再被利用，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越发无力，“独善其身”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格非的这三部曲绝不仅仅为了是展现乌托邦的溃败史，而是对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缅怀与希冀。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对文本进行系统化的梳理，深入挖掘文本中不同时期人物的理念、实践及精神特质的变化，以此探寻乌托邦是否有其存在的意义。　　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从乌托邦的概念入手，梳理乌托邦的历史演变，分析中西不同语境下呈现出来的乌托邦形态;第二章分析《人面桃花》中以陆侃、王观澄、张季元、陆秀米为代表的早期知识分子“向后看”与“向前看”两种不同形态的乌托邦设想及各自实践失败的原因;第三章论述《山河入梦》中以谭功达、郭从年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实践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之时遇到的问题;第四章阐明《春尽江南》中乌托邦梦想渐趋衰微及以王元庆、绿珠、谭端午为代表的当代知识分子如何面对当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