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美学是在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语境下逐渐产生的新的美学范式,是对传统的以人为中心的审美观念的超越。环境美学的核心是自然的审美价值和意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审美的影响以及环境审美的伦理责任等。环境美学从19世纪的西方现代美学中分裂出来,进而成为20世纪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基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特征,环境美学并不专属于西方或东方学者,它突破了种族、地域以及意识形态的界限,已经成为全球美学研究者共同关注的学科。受到西方精神危机、环境危机以及东方思想的重新发现等多元审美范式的影响,环境美学家在19世纪的科学主义审美观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艾伦·卡尔松建立了以科学主义审美观为核心的环境美学理论,提出了以“自然全美”为主张的肯定美学。与卡尔松相比,奥尔多·利奥波德对科学主义的环境美学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赋予自然以权利甚至情感,重视科学知识的客观态度并没有使他冷漠地对待自然,他强调人应该出自本能地热爱荒野,他的伦理观更贴近后现代、东方式的精神。约·瑟帕玛的美学观则是对卡尔松和利奥波德思想的综合,他进一步完善了肯定美学,试图平衡科学主义与自然体验。他专注于禅宗美学中人与自然平等并能和谐相处的观念,受此影响,他开始在环境美学之外关注生态美学。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进一步促进了中西环境美学思想的融合,以尤金·哈格罗夫、阿尔贝特·史怀泽以及霍尔姆斯·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环境哲学家,从环境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传统思想对于西方环境思想的价值,他们的理论推动了西方环境主义思想走向丰富。哈格罗夫承认自然具有的内在价值,提出“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观,他发现了西方非主流观念中亲近自然的思想,该创建也为他尝试借鉴中国传统思想提供了可能。史怀泽在反思西方传统伦理观的基础上,提出了敬畏生命的环境观。该观点的核心是在尊重一切生命形式的前提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东方智慧在史怀泽的环境哲学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同哈格罗夫和史怀泽相比,罗尔斯顿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更为具体,他的环境美学观是其环境伦理原则的延伸,他将禅宗和道家思想引入环境美学研究。在积聚东方智慧的环境伦理学观念的影响下,环境美学开始大量借用中国传统思想,甚至将中国传统审美观、社会伦理观以及自然观念直接转化为环境思想和审美实践。加里·斯奈德的环境美学观充满宗教情怀,他为西方环境美学注入了以禅宗思想为基础的山水美学精神,禅宗消解了人与自然的隔阂,而中国传统美学对山水的思考更将环境主义者指引向更广阔的荒野。在斯奈德的基础上,戴维·佩珀从生态学与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着手,希望能够在诗意的世界之外取得更多的环境实践成果,他致力于在政治和社会层面解决目前存在的环境危机。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是对斯奈德、佩珀等人环境观念的综合和提升,在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基础上,以大卫·雷·格里芬为代表,后现代哲学反思了现代性的弊端,他们主张以“返魅”的方式建立一种新的综合的世界观。受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阿诺德·伯林特建立了以参与美学为核心的环境美学,他提倡鉴赏者通过个人的感官体验参与到环境审美的过程中,该观点对环境美学走出人类中心主义、走向生态美学具有重要意义。玛丽·伊芙琳·塔克使伯林特的参与美学思想在社会层面上得以实践,塔克希望在道家的自然生态思想和儒家的社会生态思想中找到解决生态问题的灵感。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与生态哲学共同促进了环境美学的发展和丰富,东方传统思想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古典园林、传统书院、山水画等审美范式以及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思想等。但是,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其复杂的特性,中国传统思想中儒、释、道各家对自然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部分西方环境美学家对中国传统自然审美观和生态伦理思想也存在着一定的误读,环境美学家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程度也不尽相同。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思想与环境美学的结合,如何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思想应用于环境美学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