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植根于诉讼裁量主义,具有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功能;将轻罪微罪进行非犯罪化处理,有利于其回归社会,符合恢复性司法的理念。我国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主体、罪名以及刑度适用范围相对于德国、日本、美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类似制度的适用范围而言是狭窄的,甚至与试点阶段的适用范围相比,现行制度的适用范围也经过了限缩。刑法修正案（八）与（九）将刑事法网进行了扩充,轻微罪的刑事案件数量大幅上升,案件处理效率受到考验,控制进入审判阶段的案件数量成为当务之急,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非犯罪化的结案处理方式将备受关注。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范围已经不适应目前司法实践的需要,应当合理科学地扩大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每一项制度在实践的过程中都会出现问题与不足。本文通过与域外立法的比较以及司法实践中实证数据的研究总结归纳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与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混淆以及主体、罪名、刑度方面适用范围狭窄的问题,基于审前分流、未成年人特殊处遇、并合主义刑法目的观等价值考量,契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完善路径。主体适用范围是扩展到全部主体,但是关注主体适用的差异化。应当考虑立法时设计该制度的初衷是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的同时,考虑发挥该制度在利于诉讼经济,提高司法效率的功能。因此,本文将该制度的适用主体分为以下四类:第一,未成年人。第二,在校成年学生、处于孕期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已经满75周岁的老年人、又聋又哑的残疾人、患有严重疾病的人。第三,特殊主体以外的成年人。第四,区别于自然人的营利性法人组织。特殊主体与未成年人适用相同条件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原因在于这些特殊主体虽然已经是成年人,但是与未成年人同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应当与未成年人平等地享有适用附条件不起诉的资格。一般成年人应当适用稍为严格的适用条件,具体完善路径主要从主体范围、罪名范围、刑度范围提出。扩大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影响着公检法三机关的权力配置,注重配套措施的跟进对于发挥该制度的功能价值具有保障作用。比如,设置主体差异化的附加条件内容与制度相适应;随适用范围扩大的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应当得到合理规制,完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听证程序利于加强对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监督与制约;重视被害人的权利与意愿;建立合理的结果考评机制。配套措施的完善将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范围的扩大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