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能源行业发展前景广阔,国家十四五规划内容在注重发展的基础上,更强调发展的安全性,将碳排放纳入生态环境建设保障任务,明确降碳目标并强调大力发展新能源。但与此同时,部分新能源企业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现金流紧张,生产经营出现困难;为解决此困境,企业内、外部均需寻求有效的解决路径:国家提出要引导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促进新能源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在外部政策的引领与支持下,我国的新能源企业内部也要结合自身发展情况探寻有效方法,产融结合凭借其模式优势成为我国新能源企业铸造城墙的主要措施之一。本文聚焦我国新能源企业实施产融结合战略的效率,通过科学的产融结合效率测算为行业内企业提供对标标尺,助力整个新能源行业的结构及效率优化。本文选取2015-2019年持有金融机构股权的新能源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样本企业所处赛道、参股金融机构类型以及所处区域进行整理分类;通过对比三种半参数估计方法方法——Olley-Pakes方法、Levinsohn-Petrin方法以及Ackerberg–Caves–Frazer修正下的样本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效果,最终选定Olley-Pakes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全要素生产率与持股比例、所处赛道以及参股金融机构类型之间的回归模型,选用广义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测算出最终的产融结合效率。本文从时间、区域、赛道、金融机构类型四个维度综合对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发现:第一,2015年-2018年期间,我国新能源上市公司的产融结合效率整体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直至2019年出现回升,这个趋势可认为是我国新能源上市企业产融结合效率在我国金融体制深化改革过程的调整性下降;从长远来看,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及制度的逐步完善及优化,我国新能源行业产融结合效率会在2019年已实现良性转变后得到稳定的提升;从区域分布来看,我国东部地区新能源上市公司产融结合平均效率略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新能源上市公司。第二,我国选择参股证券公司的新能源上市企业产融结合效率最高,其次是选择参股财务公司的企业,选择参股基金公司与融资租赁公司的企业的产融结合效率相近,参股银行的企业产融结合效率最低;东部地区参股财务公司的产融结合效率相对中西部地区更加集中,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参股基金与融资租赁公司的产融结合效率分布较为一致。第三,太阳能与风能赛道企业的产融结合效率水平相近,赛道内部效率差异相对较大;氢能赛道企业的平均产融结合效率相对较高,且水平相对稳定;核电核能赛道企业产融结合效率相对集中,生物质能赛道企业产融结合效率平均水平最高,但内部存在较大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