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庐隐与萧红就像两朵绚丽的奇葩,在中国现代文学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绽放出耀眼的女性文学的光芒。作为现代女性作家,庐隐与萧红的血液里都存留有家庭与爱的创伤,然而相似的人生经历却又让她俩走上了不完全相同的创作道路。庐隐与萧红通过笔耕的方式实现了在男权社会中的自我救赎,所以她们的作品中自然流露出的就是那种浓厚的悲剧意识。但是因为时代背景与生命体验的不尽相同,两位女作家在她们的文学殿堂里所凸显出的女性悲剧意识也有着诸多方面的异同。本文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她们的悲剧视野和审美风格的异同进行阐释,从而彰显出二人的女性文学风采。庐隐和萧红都经历了母爱的缺失和坎坷的情感,在爱的世界里她们更多的时候看上去茫然而无助。在生活磨练中成长起来的她俩都曾接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时代思潮和个人经历将两位女性作家带进了诉不尽悲愁与苦闷的女性文学殿堂。相似的人生境遇促使她们女性悲剧意识的形成和产生。她们的小说描写美好的爱情时,显得虚无飘缈,绘制婚姻的蓝图时,苍白无力。对爱情的怀疑否定,对婚姻的情感缺失,表现出两位女作家对现实的挑战和批判。披上浓厚的悲剧外衣,在意象的选择上追求的是感伤,悲凉的美学情趣,创造出悲愁或荒凉的作品基调。庐隐和萧红的人生体验是苦难的,但是在叙说女性悲剧命运时视角则不同。庐隐,这位五四的产儿,更为关注的是五四新女性把争取婚恋自由作为反封建礼教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冲出礼教的樊篱之后却仍然无法获得男权话语下的平等与尊严。萧红则清醒的认识到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只是一个性别的代言名词,毫无个体价值可言。女性从出生那刻起就决定了她那漫漫无期的悲惨之路。然而萧红则勇敢地摆脱了时代的束缚,倔强地走着属于自己的道路,她没有再去盲目崇尚“革命加恋爱”的题材模式,而是满怀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像一只盘旋于高空的孤鸿苦苦地悲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