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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的筑建历经民族国家、官僚国家以及民主国家三大阶段。由于“民族—官僚—民主”的不断推进,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日渐加深,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也日益加速。同时,在现代国家的构筑中,国家治理作为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技术性手段,在其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工具理性效应,于世界各国均是如此,于中国也犹是如此。国家治理通过合理、高效的手段充分配置国家资源,理性地实现国家良善的管治,中国的国家治理也是这般,据此影响中国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逐步践行并实现由民族国家、官僚国家向民主国家的渐进。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叩开了中国的国门,而当时的现代化的缓慢进程使得中国开始了它现代化步伐的迈进。但是,由于此种迈进是后发被迫的,因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走得格外艰难,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它所独有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这种变迁势必引领着新中国建国以来现代化的发展与进程。1949年—1978年这段时期属于全能型国家治理时期,中国通过全能型国家治理,奠定了中国的国体、政体与国家的稳定,它的计划经济体制、党国一体化机制以及意识形态性质等因素也强化了国家对于经济、社会的全方位掌控,经济随即沦陷为政治的附庸,社会随即淹没于政治的海洋。当然,此种治理模式确实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因素,但其内涵的矛盾与问题也不可否认。随着既有矛盾的加剧,全能型国家治理让位于发展型国家治理,伴随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而践行“以发展为己任”的治国历程,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随即迈入了新的阶段,“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进步”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不得不说,发展型国家治理的确给予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昌盛,但也带来了新的尖锐矛盾与问题。过多地关注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将在相当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忽视社会公平的构建。并且,伴随政治文化以及公民社会等因素的觉醒,中国公民开始了他们政治的诉求,并在政治舞台上愈加唱响民主公平的“萨马拉斯颂歌”①。由此,中国国家治理开始迈入了它的和谐型国家治理阶段,中国的国家现代化也开始进入了它的民主国家的建构阶段,这可谓是国家治理的又一次重大的转变、国家现代化的又一次重大的转型。和谐型国家治理关注的不再仅是国家的快速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良善发展、和谐发展,这种发展呼吁的是国家治理的新型变革,一种高歌唱响民主公平理念的和谐型国家治理方是应然之道。实际上,国家治理也有着它自身的发展愿景,“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其理想的倡议。但是,国家治理也当有其自身独有的特性,在中国这种特性便是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建国以来,中国国家治理历经“全能型—发展型—和谐型”的演化变迁无疑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历时发展与现实需求。“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在既有的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基础之上,更加强调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而中国也需正确认知与精准定位此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当前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宏观上把握并从微观上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应当从何处来,又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