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筑建历经民族国家、官僚国家以及民主国家三大阶段。由于“民族—官僚—民主”的不断推进，国家的民主化程度日渐加深，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也日益加速。同时，在现代国家的构筑中，国家治理作为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技术性手段，在其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工具理性效应，于世界各国均是如此，于中国也犹是如此。国家治理通过合理、高效的手段充分配置国家资源，理性地实现国家良善的管治，中国的国家治理也是这般，据此影响中国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逐步践行并实现由民族国家、官僚国家向民主国家的渐进。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以船坚炮利叩开了中国的国门，而当时的现代化的缓慢进程使得中国开始了它现代化步伐的迈进。但是，由于此种迈进是后发被迫的，因而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走得格外艰难，直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它所独有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这种变迁势必引领着新中国建国以来现代化的发展与进程。1949年—1978年这段时期属于全能型国家治理时期，中国通过全能型国家治理，奠定了中国的国体、政体与国家的稳定，它的计划经济体制、党国一体化机制以及意识形态性质等因素也强化了国家对于经济、社会的全方位掌控，经济随即沦陷为政治的附庸，社会随即淹没于政治的海洋。当然，此种治理模式确实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与现实因素，但其内涵的矛盾与问题也不可否认。随着既有矛盾的加剧，全能型国家治理让位于发展型国家治理，伴随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而践行“以发展为己任”的治国历程，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随即迈入了新的阶段，“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进步”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不得不说，发展型国家治理的确给予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昌盛，但也带来了新的尖锐矛盾与问题。过多地关注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将在相当程度上不可避免地忽视社会公平的构建。并且，伴随政治文化以及公民社会等因素的觉醒，中国公民开始了他们政治的诉求，并在政治舞台上愈加唱响民主公平的“萨马拉斯颂歌”①。由此，中国国家治理开始迈入了它的和谐型国家治理阶段，中国的国家现代化也开始进入了它的民主国家的建构阶段，这可谓是国家治理的又一次重大的转变、国家现代化的又一次重大的转型。和谐型国家治理关注的不再仅是国家的快速发展，取而代之的是国家的良善发展、和谐发展，这种发展呼吁的是国家治理的新型变革，一种高歌唱响民主公平理念的和谐型国家治理方是应然之道。实际上，国家治理也有着它自身的发展愿景，“小政府、大社会”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其理想的倡议。但是，国家治理也当有其自身独有的特性，在中国这种特性便是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建国以来，中国国家治理历经“全能型—发展型—和谐型”的演化变迁无疑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历时发展与现实需求。“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在既有的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基础之上，更加强调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而中国也需正确认知与精准定位此种“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当前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宏观上把握并从微观上了解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应当从何处来，又该往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