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美、德等发达国家倡导工业回归以促进经济发展,中国也随之发布了制造强国战略——《中国制造2025》。随着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何有效依托长江这样一条黄金水道,促进长江流域的工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成为了长江沿线省市产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本文整体研究思路是通过梳理相关文献,结合产业结构变迁和区域不均衡增长的相关经典理论,在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机理分析基础上,对长江经济带金融危机后的工业产业结构变迁的特征和效果,以及变迁效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对产业比较优势(区位商指数)、地区专业化(地区专业化指数和地区间专业化指数)和产业集聚(产业集中度和产业相对集中度)这三个典型的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的特征现象进行综合考察,从而了解金融危机后长江经济带的工业产业结构变迁的过程。然后通过对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经过变形之后的泰尔指数)、高级化(高技术产业与工业的产值之比)和高效化(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和总资产贡献率)三个常用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指标来综合评价长江经济带工业产业结构变迁的效果。最后利用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指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构建一阶差分面板广义矩估计模型,并根据模型计算的结果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有:1、长江经济带工业产业的地区专业化水平和产业结构高效化水平在2011年之前持续上升,但是随着2011年之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地区专业化水平略有下降,产业结构的高效化水平迅速回落。2、地方政府竞相引进高技术产业的举动和地方保护主义,促使长江经济带工业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产业集聚水平持续降低,技术密集型产业相对其它产业而言,比较优势变化幅度最小。3、工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升,各省市产业结构变迁效果分化加剧。长江下游的上海最先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工业产业结构处在一个较高层级的合理化进程中,而长江上游的云南等地则在一个较低层级的合理化进程之中。4、在2008-2015年期间,工业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级化和高效化均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具体表现不同。合理化与高级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出现在经济增长率较高时,而当经济增长率较低时,则表现为促进作用,且高级化的影响更显著;高效化的影响则正好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