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博士的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界的影响是深远和广泛的,他的翻译思想及其重要著作为我国翻译界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形成了言必称奈达的局面。奈达指出衡量翻译的最高标准就是要看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反应是否对等,即读者同等反应论。针对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结构的转换而言,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理所当然是无可置疑的。读者反应论之所以在中国翻译界收到广泛追捧,也正是因为这一理论在处理语言转换问题上具有以往翻译理论所不具有的抛开形式看内容、撇开语言差异看读者反应的特点。然而,语言毕竟是文化的产物,翻译也并不单单是语言活动,从本质上讲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地植根于语言,而翻译是实现语言与文化交流的最好的纽带。从文化和杂合的角度来反思奈达的“读者同等反应论”是否能作为翻译的最高境界来评定译文的成功与否,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在以往学者对奈达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以小说《飘》的两个汉译本为研究材料,对奈达的读者同等反应论进行了分析,试图在文化翻译理论和杂合理论的框架下进行深入的探讨,指出这一理论存在的局限性。作者结合语料着重探讨了读者同等反应论的局限性,并从以下三方面进行了分析：首先,从文化差异角度。文化差异的客观性表明了来自于不同文化的读者不可能对反映不同文化的文本做出相同的反应；其次,从读者反应角度。读者反应论赋予了读者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读者失去了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而读者的不同层次又决定了读者的不同反应；作者认为原文读者的感受和反应也很难把握。再次,从翻译策略角度。作者提出了杂合策略符合时代和文化交流的需求,是归化、异化结合的有机体现。此研究会有助于我们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采取相应的翻译方法去应对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同时也会对奈达的翻译理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