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贝弗里奇报告》的影响下,北欧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得以充分发展,并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巅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各国纷纷进行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总的趋势是不同程度地引入基金制,向结构多元化的养老保险体系发展。从资源配置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的角度,提出和论证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与基本标准;在此基础上,采用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财政可持续性,并探讨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优化参数选择;采用一般均衡的代际交叠模型,分析、评价了中国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安排对长期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第一章绪论,阐释研究的问题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归纳主要的创新观点。第二章着力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效率理论研究,提供一个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优化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分别从福利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的理论思想中,高度概括和提炼出养老保险制度优化须具备的效率标准:静态效率标准和动态效率标准,静态效率保证养老金制度的财政可持续性,实现资源配置优化;动态效率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提高社会福利,实现资源配置的跨时期优化。本章还提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即寻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提高效率的合理性与现实性。第三章追溯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路径,分析改革方向,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不同模式的运行机制。指出养老保障的基本理念经历了惩戒性的有条件“矫治”理念、干预经济促进社会稳定的“怀柔”理念、“维护公平,促进经济发展”理念、“追求长期持续发展、消除贫困、保障人权”理念以及“寻求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平衡,实现制度的可持续性,促进经济增长”理念的发展过程。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现收现付制失去了帕雷托有效的“艾伦假设”,各国开始进行参数调整并转向基金制或半基金制。进一步分析表明,不同制度模式的物质基础具有同一性,两种制度的优与劣,取决于具体经济运行情况,当经济处于动态有效区域,资本积累不足,基金制优于现收现付制;当经济处于动态无效区域时,资本积累过度,现收现付制则会改变资本过度的缺陷。第四章基于第二章、第三章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分析智利和瑞典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效率。结果表明,智利的基金制改革增强了制度的可持续性,增加了储蓄和投资,但在制度设计、管理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表明智利模式不具备普遍意义。瑞典的名义账户制改革保证了财政的可持续性,但对国民储蓄的贡献较小,对发展资本市场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有限。第五章将分析视角转入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首先扼要回顾中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的变迁历程,分析了改革的必要性;之后基于前几章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借鉴国家经验,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辽宁试点模式的静态效率,结果表明,试点模式在财务上不可持续,随着覆盖面的扩大,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提出适度放松的人口政策可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老龄化的趋势;通过参数优化组合,即改革计发系数,调整退休年龄、提高收缴率和投资收益,可以改善制度的静态效率。第六章应用动态生命周期模型(A-K模型),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内,讨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动态效率。数值模拟显示,经济达到稳态时:不考虑改革成本的理想状态下,改革将促进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代表性个人的效用水平,证实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动态有效性及对经济的贡献;当政府为改革成本融资,改革促进了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代表性个人的效用水平,代表性个人要负担改革成本,退休一代的消费水平下降,但转轨成本在可接受范围内,且部分积累制成熟后,退休一代的消费水平也将提高,根据卡尔多-希克斯补偿标准,从长期看,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仍然是动态有效率的。第七章首先分析了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面临的约束条件主要是人口老龄化;整体参数设计不协调;隐性债务难以化解;个人账户投资回报率低;管理体制不完善;进一步提出,提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效率的措施是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促进制度覆盖面的扩大;制定相应的退休年龄政策;完善养老金指数化调整机制;多渠道筹资化解隐性债务;发展资本市场,提高养老基金投资收益率;完善管理体制,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运行效率。最后是全文结论。中国养老保险改革辽宁试点模式在长期内不具有财务的可持续性,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和制度参数的改革,可以改善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政府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为改革成本融资,中国部分积累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将增加稳态经济的均衡产出和消费,提高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