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努力开发体育竞赛市场”(《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传承发展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基于“文化自觉”的立场认知中国武术竞赛历史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优秀经验,即成为当下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性课题。基于此,本文从中国武术与“在祀在戎”的“国之大事”的关联性出发,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体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论证的研究方法,分析“君与”“君不与”话语下古代射礼、角抵、武举等竞赛的历史实践,探讨其由参赛人员和技术体系等外显层、由竞赛规则和组织形式等制度层、由竞赛理念和精神象征等核心层所构成的文化系统,以实现对古代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历史、文化及存在意义的整体认知。1.从体育竞赛学的视角而言,因具备特定的参与群体(国君、权贵、民众等相关组织者和参与者)、物质条件(定制化的场地、设施、配套、布置和竞赛器材等)以及组织管理(官办高规格与民办自主化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及其相应的竞赛规则)等竞赛要素,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成为古代体育竞赛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以其独特的竞赛形式在许多重要活动(国家外交、政治交际、军事训练、节庆娱乐、民俗活动等)中发挥了体育竞赛的文化特性。2.从文化现象来看,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文化不仅存在着“君与”和“君不与”的历史现象,而且也围绕人员、技术、规则、组织、理念、精神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竞赛文化。与“君”相关的古代武术赛事,表明古代武术竞赛并非脱离于国家的“自由”活动现象,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自在”行为方式,更不是自立于民众的“自主”欢愉形式,而是以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市井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独特竞赛样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展现了其与国家军事实力、国家形象等“国之大事”相关的文化特性。3.作为国之大事的武术竞赛,在其国家政权顶端,国君以“文化霸权”的“斗争”“协商”为形式,以竞赛为手段,通过事前从意识形态、思想、实践上赢得政策制定的“权力话语”,从事中对言行、举止上执行审查考核的“监视机制”,乃至事后从社会荣誉、物质奖赏(马克思?韦伯)等方面施行鞭策赏罚的“艺术效果”方式,达成了对权贵集团恩威并御的权力支配、张弛有度的权力调节以及封闭性共同体权力的整饬等政权管理、控制目的,切实履行了国家治理意义上的顶层政治权力的管控。而在国家治理的政权终端,射礼、角抵、武举等竞赛形成了以射义儒家化、伦理仪式化、礼制符号化的乡射礼竞赛,以塑造国家、社会繁荣富强形象的角抵竞赛,乃至以展现国家“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公平竞争精神的地方武举“比试”竞赛等为形式,运用以激励式号召的动员和目标转换的交换为主,以政策权威的强制为辅的“社会控制”手段,实现了“推行礼治制度、强化国家认同、柔化社会结构、调节民众情绪”等地方管理、控制目的,切实推行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基层与地方治理。4.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和体育强国梦决定了“关乎千秋”的射礼、角抵、武举等古代武术竞赛先是在顶层政权管控(控制权支配、部署),继之在国家外交(彰显国威、傲视四夷),最后在社会发展(宣扬国富、点缀升平)等多维层面,不论是“君与”的举国体制,“君不与”的“国家在场”所塑造的庄重、奢华、权威,还是地方、社会、民间自主所传达的严苛、繁盛、规范,展现了其高于武术竞赛所肩负的国家治理、国家发展、社会治理、民众管理等“国家缺席在场”下的宏伟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总之,与国之大事相关的古代武术竞赛,因“君与”而与国家治理直接相关,因“君不与”的缺席在场、地方治理而与国家治理间接相关。与国家治理直接、间接相关的古代武术赛事,也使武术、体育成为近代中国“国民身体改造”的手段,成为新中国体育的政治使命,成为当下健康中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