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典型的分权制国家,美国国会在安全政策领域对行政部门监督的权力是由美国宪法所赋予的。作为安全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情报体系及其情报政策从建立伊始便自然受到国会的监督。作为情报体系的主要和关键的监督机构,国会情报监督体制也是经历了一个制度化的发展过程,也随着情报系统本身的发展而变化。从最初的“特别情报小组委员会监督模式”到“特别情报调查委员会模式”再到“参众两院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会情报监督机制基本形成。国会情报监督机制在不同的时期监督方式和监督力度有所不同,所发挥的监督效果有所差别。虽然国会其它委员会(如拨款委员会,国防委员会等)也承担一部分情报监督的职能,但“常设特别情报委员会”作为国会情报监督体制核心对美国情报机构的活动和改革一直发挥着关键的监督作用。 冷战之后,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在情报体系不断调整的同时,国会情报监督也随之调整。特别是在9·11事件的发生暴露了美国情报体系存在重大缺陷,同时也说明了国会情报监督体制已不适应时代的要求,有必要进行改革。9·11委员会报告分析了美国情报系统和情报监督体制的缺陷,认为改革势在必行,同时也提出了改革建议。 从历史上看,国会情报监督体制的监督效果一直不佳,未能有效防止情报机构的一些重大情报失误和不当情报活动的发生,这是由美国情报监督机制的困境使然。是否能够走出这种“监督困境”是国会情报监督机制在以后能否发挥其监督功能,使情报部门有效运作,进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之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