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中,竹内好通过梳理鲁迅面对时代、处理事件的方式以及对鲁迅那里“政治”与“文学”关系的阐发,勾勒了一个以“挣扎”和“自我否定”方式生成自我的“文学者鲁迅像”。竹内好从鲁迅那里看到的“挣扎”,不意味着单纯的对抗,而是一种面对事件或对象时,“投入全部生命内容”去体验再把自己“拉将”出来的方式,“自我否定”不意味着失去“自我”,反而促使主体在与时代的共同震荡中,保持开放的姿态而生成“自我”,即他在鲁迅那里,发现了一种成为自我,但又与他者真正相关的思维方式。1945年战败后,在被美国监管的氛围里,日本知识界开始对日本近代方式进行反思,竹内好最为关注的是民族主体性问题。此时他更明确地把鲁迅与中国近代之路做了结构性关联,以此为契机展开对日本近代的批判。他认为虽沦为半殖民地,但在对“失败”和“不承认失败或忘却失败”的“双重抵抗”中,中国反而不断将革命下沉到民众、社会基层,最终建立了新中国,在他看来,这才是“本质上的独立”。相形之下,日本的近代则是“优等生”式的,由于缺乏抵抗而将西方作为“模板”来“复制”,丧失了创造性,也丧失了成为自己的机会。他的这一思路成为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范式”,很多人在他的影响下走上鲁迅研究的道路,丸山昇和伊藤虎丸是其中的代表。前者被认为是“另起炉灶”,后者被认为是全面继承并超越了竹内好,但两者都自陈受到竹内好极大的影响,从他们重视的关于鲁迅的事件以及重点解读的鲁迅文章与竹内好多有重合就可见出。由于这种关系,他们三人的研究之间既有补充,也有质疑,从而具有真正的对话性,本文将以竹内好塑造的“文学者鲁迅像”为“中轴”,在与丸山昇塑造的“革命者鲁迅像”和伊藤虎丸塑造的“真正的个人主义者鲁迅像”的参照中丰富对鲁迅的认识。竹内好的观点虽然颇富启发性,但由于其行文的跳跃性,也留下了许多难解之处,尤其是他关于“政治”与“文学”的论述,使后越来越多的人将他作为“文学主义者”来看待,他的研究也被抽象为“结论”被不断重复。在这种情况下,丸山昇是首先构成对竹内好“挑战”的研究者。本文第一部分将梳理丸山昇树立的“革命者鲁迅像”。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秉持着实证的精神,尽量全面地恢复具体历史语境,再在其中看鲁迅的精神轨迹。从梳理青年时代的鲁迅对民族命运的关心,到深入挖掘辛亥革命及其失败对鲁迅的影响,再到全面把握1930年代进向左翼的鲁迅,丸山昇发现“将革命作为自身欲求”的鲁迅,其文学与革命并不矛盾,他希望以“革命者鲁迅像”克服竹内好留下的“政治”与“文学”二元论。克服竹内好的“玄学”确实需要丸山昇这样的工作,但正如其后的伊藤虎丸所指出的,竹内好所言的“政治”并不等于“革命”,相反“革命者鲁迅”的精神反倒可以包括进“文学者鲁迅”的精神。丸山昇的研究实绩相当扎实,但并不能完全解决竹内好把握到的问题的复杂性。伊藤虎丸的鲁迅研究开始得比丸山昇稍晚一些,在承认竹内好的“文学者鲁迅像”和丸山昇的“革命者鲁迅像”都“正确”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他塑造了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鲁迅像”,本文第二部分将对此进行梳理。他最新颖之处是在“政治”与“文学”中,加进了“科学”的视角。“科学”在他那里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技术、方法或者学科,而是“保证文化整体性的新的文化统一理念”,其根基是欧洲近代“真正的个人主义精神”。概括说来,伊藤虎丸在这里寄托的是对能整合“政治”、“文学”、“主义”与“思想”,并且联系着民族、作为文明整体性根基的有主体性的“人”的期待。通过对鲁迅留日时期五篇论文的解读,他发现那时的鲁迅就经由尼采、拜伦等“精神之子”把握住了这一欧洲近代的“真正的个人主义”精神,在他看来,这是鲁迅的“原点”,是贯穿了他一生的精神;后来经历类似于“终末论”的自觉,对这一思想的“持有方式”发生了变化,即意识到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反而最终获得了对现实世界真正负有责任并能切实参与其中的主体意识。伊藤虎丸的另一研究重点是系统地解读鲁迅的小说,认为它们是基于“清醒的现实主义”而建构起来的,并且由于他重新定位了鲁迅的精神结构,以他自己的方式读懂了竹内好“读不懂”的《故事新编》。伊藤虎丸认为鲁迅为亚洲近代留下的课题便是如何使“真正的个人主义”确立,但由于他偏重于在文化和伦理层面谈论这个问题,而忽略了作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政治经验,那么就这种“个人主义”在中国以前没有、现在也并未实现的状况来说,鲁迅似乎“超历史”了,某种程度上可能会成为一个虚设的点,所以笔者认为,在他那里,有必要重新对“政治”加以探讨。本文最后一章将问题拉回到竹内好那里,围绕着他所阐释的“政治与文学”进行辨析。他所言的“政治”与“文学”都非凝固的,比如“政治”,既指与“文学”相对的“政治”,也指涉中国(战后日本/亚洲)殖民地的现实境况,还意味着对人类公共生活的关怀;而“文学”则成为一种“机能”,也是一种看待、感知世界的“立场”,在关乎大多数人心理、情感的层面上,与“政治”有着一致性,也应保持“自律”对“政治”进行批判。本文还认为,针对自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纯文学”的观念,借竹内好的讨论重新开放我们的“政治”与“文学”的感觉是必要的,这不仅有助于鲁迅研究的开扩,通过历史和当下经验的积累加深对鲁迅的理解;也有助于借鲁迅以文学“行为”开辟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认识近现代中国历史,发现其中有能动性的部分,或对其中的错误与曲折做出真正有建设性的反思,提取经验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