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论文以汉魏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为背景,以“三曹”音乐艺术实践为基础,同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探究“三曹”音乐思想的成因、本质、意义,力求对整个汉魏音乐思想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开拓关于“三曹”研究的新领域。全文共分6章,三个部分。前2章为第一部分,综述该论文的选题背景及“三曹”音乐思想形成的历史、入文环境等因素。第3章、第4章、第5章为第二部分,是文章重点。该部分分别以“三曹”音乐实践为基础,对其文艺创作在内容、形式及作品风格上作具体分析,结合时代特征及个人经历,对曹操、曹丕、曹植作分章节具体研究,分别得出“三曹”的具体音乐艺术思想。曹操音乐创作与文学创作结合密切,诗作全是乐府诗,其音乐思想也在乐府这种音乐文学的创作中得到充分体现。曹操歌辞创作接受了汉乐府诗词现实主义的精神,继承儒家音乐思想重视音乐抒情的功能,漠视儒家思想音乐为政治服务的教化功能,强调音乐娱乐性的同时,个体感情得到很好抒发；曹操也很重视音乐艺术的形式美。曹操对汉乐府在形式及内容上的革新,甚至不惜调整其内容来配合其音乐形式,正是体现了曹操注重音乐艺术形式美,强调音乐内容与形式统一的音乐观念。曹操的音乐思想基本属于儒家,使其成为儒家音乐文化的极好的传承与传播者。法家、墨家、道家、游侠和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亦对曹操诗乐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所有这一切形成了曹操独具特色的音乐思想体系。曹丕现存诗作四十多首,乐府歌辞占其大半,其音乐创作亦与文学相结合。曹丕同样喜爱俗乐,其表现个人离愁别怨或以景托情的抒情之作较为突出。曹丕的乐府创作更加注重个体情感的表达。曹丕还注重乐府词章的创作,他不惜改革乐府词章的形式来使其诗作更加符合民歌的表达方式。这种文学的“自觉”正是曹丕在诗乐创作中接受民间诗歌影响、制约的结果,其乐府创作同样注重音乐艺术的形式美。由此可见,曹丕在乐府创作中强调个体情感的抒发,喜爱音乐的同时注重词章,在词章的雕琢中注意音乐艺术的形式美,达到乐府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曹丕同样继承并发展了儒家的音乐思想。同时,曹丕的学术著作《典论·论文》从文章价值、文章风格、文章体裁三方面对其诗赋创作进行理论概括,从中也可以看出曹丕很深的儒家艺术思潮及审美标准。曹植具有很高的文学与音乐天赋,其诗作现存八十多首,是建安作家的杰出代表。曹植对民间音乐情有独钟,其诗作大多脱胎于汉乐府旧题,仍然受到民间音乐的影响。曹植基本思想属于儒家,其诗乐创作继承儒家音乐思想抒情的观点比之曹操、曹丕更甚。曹植乐府创作或直面现实、或直抒胸臆,尤其注重个性精神及个体情感的表达。同时,曹植对其乐府词章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造,使其诗作文质并重。这一点,发展了儒家音乐思想,注重音乐艺术内容的同时,强调音乐艺术的形式美,使音乐艺术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曹植后半生被抛离政治中心,受到曹丕、曹睿的政治压迫,其远大志向无法施展。因而曹植试图借用佛家的出世思想摆脱当时的困境,佛经、佛曲拯救了曹植的灵魂。于是,曹植创制了佛教音乐鱼山梵呗。曹植把偈诗梵语的音韵糅入汉字发音的韵律,同时加入中国民间音乐的元素所形成的中国佛教音乐使得佛经在宣唱时天衣无缝。第6章为本文的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三曹”音乐思想的重大意义。“三曹”以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艺才华引领整个汉魏时代的文艺美学思潮。他们的诗乐创作反应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了建立功业的个性精神；同时,“三曹”对乐府民歌加以改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围绕在“三曹”周围的众邺下文人,紧随“三曹”文艺创作思潮,大量从事诗乐创作。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为代表的庞大邺下文人集团迅速发展了建安音乐、文学艺术,形成了“建安风骨”的文艺风貌。在其音乐思想指导下,“三曹”对音乐艺术本体的发展与创造,对当时及后世的音乐文化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