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政策是中国环境规制的核心依据,研究多重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空间效应和时滞效应,既有助于了解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多重环境规制对产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转移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又有助于对环境规制政策发挥效力影响产业转移的作用时期形成更加清晰的认知,进而从空间和时间两种角度深刻理解多重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效应。本文采用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多重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时空影响,并在研究多重环境规制直接影响产业转移的空间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在正式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首先,本文选取京津冀及周边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政策文本量化分析方法,分析2004-2016年中央政府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颁布的环境规制政策,构建出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指标,探索环境规制政策体系的时空演进特征。通过查找中国各类统计年鉴,选取公众参与环境规制的代理指标构建非正式环境规制强度指标。通过分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第二产业的相关数据,阐析产业转移的现实形态和变动规律,并从数据的统计特征上对变量进行初步描述。其次,考虑到环境规制可能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自身存在的空间依赖性,本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多重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空间影响效应。借助两种空间权重矩阵——反距离地理空间权重矩阵以及经济地理空间权重矩阵分别对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当期的正式环境规制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产业转移没有产生明显的空间影响效应,不同省份间环境规制政策的强度差异也没有引起产业转移现象,当期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迫使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污染产业向区域外转移的影响效应,公众参与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防治产生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效果。此外,本文尝试探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在多重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过程中的中介效应,发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力没有显现出明显的中介效应,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政策的过程中基本不会造成产业转移。第三,由于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可能具有时滞效应,当年颁布的环境规制政策的规制效果可能在当年即刻呈现,也可能在几年后显现,本文在探究当期环境规制强度影响产业转移的空间效应的基础上,深入探究环境规制变量的滞后时间问题。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多重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时滞效应,发现多重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具有多期非线性影响效应,这种影响效应在较长年度中呈“U”形,产业转移规模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转出趋势。最后,本文综合多重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空间效应和时滞效应,针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多重环境规制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效应得出研究结论,并提出研究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