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行会组织在宋代正式形成是经济制度变迁的重要结果。古典市制管理方式由于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宋政府在执行上出现了困难，作为特殊的经济主体，宋政府对于经济管理成本与收益的重新衡量与转型，直接促进了行会的产生。在经济市场的高度活跃下工商业者为降低交易风险，有组成团体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才是行会出现的根本原因。宋行会的形成是政治与经济博弈的结果。在这种条件下，行会作为新兴的民间经济组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运作原则，具备了基本业内事物管理职能，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交易市场有序进行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两宋行会与政府的关系是复杂的，它首先是政府剥削行人的工具，同时行会又因为经济权力的一定让渡，代行了政府一部分经济调控职能，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调节器，为政府所倚重。作为非政府组织的行会在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社会公共管理作用，在古代社会较为罕见。王安石变法中的市易法与免行钱说明政府并未放弃对经济的全面干涉，它的失败说明这一举动已遭历史淘汰，但它的出发点及实行过程中的某些措施对行会及其成员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两宋行会的性质与历史地位，笔者认为，它是隋唐之“行”质变的结果，经过量变发展到明清成为会馆、公所，它与同时期西欧行会尽管在成因、规章等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异，但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